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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雖系一時人望，變法雖為當務之急，文韶此語既出，教育改革卻不得不放慢步伐。文韶哪來這等威望？原因是，他在庚子之難時立下一樁&ldo;大功&rdo;。帝、後&ldo;西巡&rdo;，備極苦辛，而軍機處共八位大臣，因公因私，竟有七人未能&ldo;侍行&rdo;。惟有文韶，當風燭之年（七十一歲），以蒲柳之資，自京而晉而秦，隨扈左右，未嘗少離。考慮到他的仕履‐‐出身正途（咸豐進士），久經考驗（歷任道、司、撫、督及北洋大臣），諳練政事（歷官戶、兵、禮三部），政治過硬（戊戌政變後取代翁同龢進入軍機處）；再加上這分患難君臣的交情，文韶的發言，對朝野上下來說，實在是極具分量。

督辦政務處以軍機處為班底組成，張之洞與劉坤一、袁世凱作為封疆大吏，不過&ldo;參與政務處事宜&rdo;而已，故一事一議之可否，其決定權仍在軍機大臣手中。當日軍機領班為慶親王奕劻，其人最大特點為&ldo;好貨&rdo;，&ldo;苟滿其欲壑，無不可&rdo;。彼時教育改革尚未進步到產業化階段，看不出油水何在，奕劻對此事不置可否，可想而知。其餘幾位，榮祿、崑岡、鹿傳霖及瞿鴻禨，對廢除科舉或多或少持贊成意見。那麼，只須搞定王文韶，科舉即可廢除。但是，他已立誓&ldo;一日在朝，必以死爭之&rdo;，難道，此老不退不死，則科舉不能廢？從事實來看，確實如此。1905年6月30日，王文韶&ldo;免直軍機&rdo;，二月後，頒布廢除科舉之諭。

然自1901年8月下詔禁用八股至1905年9月下詔停止科舉，足足四年時間，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廢除科舉者，就啥也沒幹，光等著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線速成，那麼，道路迂折一點，手段隱蔽一點，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學堂不立科舉不破

科舉不能驟廢，固因以王文韶為代表的反對派施加阻力，此外，用以代替科舉的學堂制度猶未完備，亦是重要原因。

按照官方說法，學堂制度系&ldo;節取歐、美、日本諸邦之成法&rdo;‐‐尤其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ldo;以佐我中國二千餘年舊制&rdo;（張百熙《擬進學堂章程折》，1902年8月）。所謂&ldo;二千餘年舊制&rdo;，即指科舉制度。從這句話看，似猶以學堂&ldo;佐&rdo;科舉，而非以學堂代科舉。

但是，欲令學堂收到輔佐、維繫科舉的效果，實無可能，因為，二者在本質上是對立的、衝突的，而非互補的、相成的。科舉雖不考八股，改試策論，&ldo;然文字終憑一日之長，空言究非實詣可比&rdo;；學堂，則注重積少成多的知識增長，以及文、史之外的理、工素養。不改革科舉考試的科目和方式，則學堂所學無可評判；若仍遷就科舉考試以文章取士的傳統，則違背了舉辦學堂的初衷‐‐培養具備科學知識及實用技能的人才。而且，科舉一日不除，則&ldo;學而優則仕&rdo;的途徑一日存在。學堂生雖可獲取各種現代知識，但因學堂教育並不提供有針對性的文章訓練，他們去參加傳統的科舉考試，並無優勢，甚至可說絕無勝算。那些不入學堂、只讀文史琢磨文章作法的人，反而比學堂生更具入仕發財的機會。若真如此，那麼，即使學堂硬體建設再完備，也不會吸引生童士人來就讀。更何況，基於以上原因，只要科舉不廢，學堂硬體建設也無法完備。處此兩難之際，1903年3月，張之洞與袁世凱（其時，劉坤一已卒）聯名奏請&ldo;遞減科舉&rdo;。

科舉制度有兩個術語，&ldo;學額&rdo;與&ldo;中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