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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給機關以應有的讚揚：在演說家的講話、劇院的演出和婦女服裝式樣都像是從傳送帶生產出來的時代，逮捕方式還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樣性。你被帶到工廠出人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證確證了自己身份以後‐‐你就被抓走了;你發著三十九度的高燒被從軍醫院抓走(安斯&iddot;伯恩施坦)，而醫生卻並沒有對你的逮捕表示反對(他反對試試!);你直接從手術台上、在做胃潰瘍手術時被抓走(h。&iddot;沃羅比堯夫，邊疆區國民教育局督學，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進了牢房(卡爾普尼奇回憶);你(納吉亞&iddot;列維茨卡妮)要求會見被判刑的母親。給你會見!‐‐而這卻是對質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請到定購部去，在那裡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基督面上讓他在家留宿了一夜的朝聖者;逮捕你的是來抄電錶的電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與你相撞的騎自行車人;鐵路乘務員、出租汽車司機、儲蓄所職員和電影院管理人員‐‐所有這些人都會逮捕你，你只是事後才會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紅色證件。

有時，逮捕好像是一種遊戲，在這上面用了多少過分多餘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飽了沒處消耗的精力，其實，不這樣做遭難者也不會作什麼抵抗的。是否行動人員想這樣來顯示自己的工作，來為其眾多的人數進行辯解。其實看來只需給所有預定要抓起來的家兔們分送去傳票就夠了‐‐他們自己就會在指定的時刻帶著小包裹走進國家安全機關的黑色鐵門，以便在給他們預定好的牢房裡占有一席之地。(對集體農莊莊員正是這樣逮捕的，難道還需要夜間穿過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村蘇維埃去逮捕起來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辦公室去逮捕。)

當然，任何機器都有自己的吞進額，超過這個定額它是辦不到的。在緊繃繃滿騰騰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時一輛一輛的軍用列車從歐洲開來，需要一下子把它們全部吞進並送到古拉格群島去，‐‐這種花樣豐富的遊戲已經沒有了，理論也大大地褪色了，舉行儀式用的羽飾也丟光了，結果幾十萬人的逮捕弄得像於巴巴的點名：拿一張名單站在那裡，從一列車裡喊名叫出來，再關進另一列車去，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國幾十年政治逮捕的一個特點，恰恰在於被抓起來的人是清白無辜的，因此也就是不準備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種誰都是在劫難逃的共同感覺，一種不可逃脫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部手掌的觀念(在我國的身份證制度下，這是符合實際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時期，人們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裡人告別，因為不知道晚上還能不能回來‐‐連那個時候，他們都幾乎沒有人逃跑(只有少數人自殺)。這正合需要。馴羊狼好啃。

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還由於對逮捕流行病的機制不了解。逮什麼人，不碰什麼人，機關往往沒有切實的選擇依據，而是為了完成控制數字，湊齊數字可能有一定規律，也可能帶有完全偶然的性質。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婦女到新切爾卡斯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接待站去，詢問如何處理她被捕鄰居的沒有奶吃的乳兒。那兒的人對她說：&ldo;清等一等，我們查一下。&rdo;她坐待了兩個小時光景‐‐就從接待站被抓走送進了牢房：正急需湊滿數字，可是又派不出那麼多工作人員到全城去抓，而這一位已經自己送上門來!相反，住在奧爾沙附近的拉脫維亞人安德烈&iddot;巴威爾，內務人民委員部上門去抓他，他不開門跳窗戶跑了，一口氣逃到西伯利亞。雖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實姓住在那裡，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