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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评价为格调低。一个已经颇具艺术影响力的大师如今对着一个已经逝世50余年、曾经对中国美术教育奉献一生的徐悲鸿加足火力猛攻，是不是在人格上显得不那么厚道呢？

2006年，我曾随业师张晓凌先生参加吴冠中先生捐画故宫的研讨会，会上，吴先生操着沙哑的声音大声面对媒体演讲：“我从不重复自己，我时刻都在创新……”当时，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也被吴冠中请来捧场，为表示感谢，吴冠中当场赠李政道一幅木板水印作品，用排刷在四尺开三的宣纸上写了“黄河”两个字，字框外用黄色全部涂黄。我在捐画现场，当时怎么看都觉得这像民间街头艺人的一种杂耍秀，让人怎么也猜不透创新在何处。果不其然，时隔不久，吴冠中被湖北一民间艺人告上法庭，说是侵犯了他书法填彩的专利，现在想来，不觉令人哑然失笑。

前面已经撰述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徐悲鸿选择现实主义题材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在后期政治风行之时，艺术完全为政治服务，这应该也是徐悲鸿本人不愿意看到和没有想到的。

除却对现实主义的批判，单单从徐悲鸿的艺术创作来看，徐悲鸿也不能称之为　“美盲”，徐悲鸿尽管对中国传统绘画大加批判，但在艺术实践中却一直坚持“改良”，他有选择地运用和改造笔墨，将造型与生动的笔墨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大批富有生气、充满力量的画作。在中国的西画领域里，靳尚谊对传统的认识和对徐悲鸿艺术的理解较为实际，他认为：“徐悲鸿先生很早就在油画肖像里融入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审美精神的深刻体悟，他的油画作品《箫声》，采用中国画的构图方式，作品清新自然，充满中国的朦胧诗韵。”

我想，这不是一个“美盲”能够做到的。

正如同靳尚谊所说的那样，中国油画应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国的油画艺术必须在掌握西方的油画技术和基础之后，再把中国水墨的写意性和油画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的画风，这一点，徐悲鸿做到了，吴冠中呢？

吴冠中在将徐悲鸿完全否定的同时，是不是也将自己绑架到了一定的高位呢？他将“审美”、“意趣”放入头等重要，提倡一种中外折中的形式美，是不是也走入了另外一个误区呢？

刘海粟与傅雷交恶始末（1）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美术评论家，一生译着丰厚，与其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的书信往来集结成册，留给世人一笔丰厚的精神财产。

1927年12月31日，19岁的傅雷乘法国邮船“昂达雷？力篷”号离开上海，次年2月3日抵达马赛港。8月，他考进巴黎大学，专攻文艺理论，同时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和梭邦艺术讲座听课。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画家刘抗，在刘抗的介绍下，认识了来欧洲游学考察的刘海粟。

傅雷整整小刘海粟一轮，由于对艺术的共同追求，两人很快成为至交。

傅雷与刘海粟经常在一起，到巴黎的博物馆、教堂、宫殿、展览会等各处浏览，有时也会离开巴黎，到美丽的自然里去寻找灵感。有一次，傅雷、刘海粟夫妇、刘抗等约好在蔼维扬会合，前往瑞士莱芒湖畔的避暑胜地避暑。刘海粟一边走路，一边不停地把艳红的苹果摘下来往衣服口袋里装，傅雷不由分说地给他照了相，边照边说：“这是阿尔卑斯山刘海粟偷苹果的纪念。”一个月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对于这次难忘的避暑记忆，傅雷念念不忘，30多年后写信给远在英国的傅聪时，还有提及。

1930年，刘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