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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严重。”他最后说：“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在26日彭德怀检讨后，朱德好像自己卸下一副重担，宽慰地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听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很明显，朱德也把此事看得轻淡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庐山：历史的插曲（11）

事实上，形势并不像周恩来、朱德估计的那样乐观。

形势所迫，许多人提高了调门

7月26日，对彭德怀的批判再次升温。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批示印发了《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并写了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的长达2000多字的批语。

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给毛泽东写信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直接参与了1959年经济计划工作，深感问题严重，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却受到严厉申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于1959年6月9日，将一封一万多字的信，直接寄给了毛泽东主席。李云仲信的第一部分是谈问题。他开门见山地摆出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的批示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当年能像李云仲这样较高级的干部，敢于直言上书，指出“大跃进”是犯了错误，在党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信中用大量事实论证了“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上百亿投资，上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果。看到这些损失确实很痛心。”李云仲信的第二部分是建议。他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毛泽东对信中所提到的计划工作中的种种问题还是给予了肯定，尤其对于他敢于秉笔直言大加赞赏。毛泽东笔锋一转，又对准了彭德怀：“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到的另一些同志，躲躲闪闪的态度不大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存的困难……”

毛泽东之所以能容忍李云仲，关键是李云仲还是“小人物”。在庐山也遭到批判的李锐后来说：毛泽东本人常说，人是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的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还反对过鸦雀无声，说过“我就喜欢唱对台戏嘛”。在战争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确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可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本人逐渐离开了这个传统。当然，南宁会议时，我陈述有关三峡问题不同意见，是一个同实际打交道的小人物（而不是一位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也许因此毫无反感，易于听取。1959年庐山会议前，国家计委干部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