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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心裡有許多話要說時，往往倒不容易開口。何況這時我還被許多絲繩束縛住，仿佛稍一動作就牽扯得很痛。

但是，我的主旨演說還是準備好了的，而且，看來不會被任何絲繩牽扯住。我首先對他們談到：有人認為(我不能說他們認為)現在勞改營有變成&ldo;療養院&rdo;的危險，似乎如果勞改營沒有飢餓和寒冷，就太享福了。我不知道此話從何說起?我請求他們，儘管缺乏親身體驗，也不妨設想一下監禁本身給人造成的痛苦和懲罰：一個人不能住在他自己家裡，同他在一起的是他不希望一起住的人，他不能同自己所希望的人(家屬、朋友)們在一起;他看不到子女的成長;不能自由走動，一般也不能從事自己喜愛的專業勞動;他經常感到別人‐‐具有不同生活經驗、觀點和習慣的其他犯人對自己的壓力甚至仇視;他受不到起柔化作用的異性的影響(就不必談生理問題了);甚至醫療條件也壞得同獄外無法相比。這哪裡能同什麼黑海海濱的療養院相比呢?為什麼那麼害怕監獄會變成&ldo;療養院&rdo;?&l;不，這個想法根本不能打動他們。他們穩坐如山，毫不為之所動。

那麼，就談得廣泛些吧。我們的目的不是使囚犯改造後重返社會嗎?那麼為什麼要讓他們經常生活在嚴酷的環境之中?為什麼現在的制度仍要百般凌辱犯人、經常在肉體上折磨他們?使他們變成殘廢對國家有什麼好處?

我把這個想法說出來了。於是他們向我解釋我的錯誤：首先，是我對今天的犯人構成不夠了解，是憑老印象看問題，落後於生活(這確是我的弱點，我的確沒有看見現在坐車的人們)。而對於那些被隔離的累犯來說，我剛才列舉的事根本算不上剝奪權利，目前的制度只能使他們覺悟起來(絲繩把我拉痛了!是的，在這一範圍內他們有發言權，他們了解現在是什麼人在坐牢)。使他們重返社會?……是的，這當然不成問題。老頭子們象留聲機似地說著，但我從那聲音里聽見的卻是：不，當然不能，讓他們老死在移民區吧，這樣咱們大家都會太平些。

那麼，現在的管理制度呢?其中一位檢察長回答了，就是那個穿藍色制服、胸前有星章痕跡的老頭兒，他頭上的白髮已經很稀了，臉型有點像蘇沃洛夫將軍。他回答說：

&ldo;實行嚴格管理制度以來，我們已經收到一些效果：殺人事件從每年兩千起(在這間屋子裡是可以談這類數字的)已降低到目前的幾十起了。&rdo;

這是一個重要的數字，我悄悄把它記了下來。看來，這就是我這次訪問的最大收穫。

什麼人在坐牢?當然，要想談論制度是否得當的問題，必須首先弄清坐牢的是些什麼人。弄清這一點需要幾十名心理學家和法學家，得讓他們去現場調查，自由地同囚犯談話，然後才有可能展開討論。而我那些&ldo;勞改營通信員們&rdo;的來信恰恰不寫這些事，他們不寫自己和其他犯人是為什麼坐牢的。一九六四年‐‐囚犯的親屬們還在孤單中吞咽著淚水。莫斯科的自由人還不知道勞改營的詳情(《伊萬&iddot;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描寫的是&ldo;過去&rdo;)，他們還是膽怯的，四分五裂的，還不存在任何社會運動。還是以前的，史達林時代的死寂。

一般性討論已經結束，我們過渡到專題討論。其實，不用我說，委員會也都清楚，而且一切都已決定。他們並不需要我，只不過出於好奇，想見一見我而已。

郵政包裹?只能限制在五公斤之內，而且要按現行辦法分成見等，區別對待。我提議每一等的限額至少要提高一倍，按郵局規定每個郵包的重量限制可在八公斤之內。我說：&ldo;他們在挨餓!用飢餓能夠改造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