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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已汗流浃背，忽看见一束光亮，如见救星。一间陋屋，一张惶惑的笑脸，亮在车灯中，令我们倍感亲切。我就这样认识了“４站长”：一个1992年入伍的藏族兵。他的真名叫索拉，　喊他“４站长”是因为他独个人掌管着４号变电站。这里海拔4537米，缺氧使记者的防风打火机变成了一块废铁。那天晚上，“４站长”索拉为我们忙乎了近一个小时，总算使车轮变得粗糙而有一定防滑能力。他诚恳的笑脸和默默劳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我曾几次顺便去看过他，由于他不会汉话，我们无法交流。但眼睛足够让我了解了他，一台昼夜鼓噪不止的发电机，一部“熊猫”牌全波段收音机，陪伴他度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他喜欢笑，张嘴动手，脸上总是堆着满满的笑。可我老觉得他似乎并不会笑，不论为什么，总是那么一个笑容，充满羞涩和诚恳。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对着收音机一个人发笑的缘故。如果说发电机是他的工作，收音机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战友，是老师，是愿望，是生活。对这样一个给予他如此之多之好的东西，他似乎只能对它这样笑：诚恳而愧疚。所有藏族兵入伍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学会说汉话，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机帮他达成这一美好愿望。最好的收音机也不能跟一个汉族战友比，所以他学汉话的过程比其他藏族兵要显得艰难又缓慢。这年冬天，我出藏前去见过他一次，他依然无法与我交流，咿咿呀呀的声音听了使我有些难受。也许我是有能力说服个别领导为他配一个汉族战友的，这样的话，我想他的日子不会被无尽的寂寞拉长，他学汉话的道路也不会如此漫长。我虽然想到了，却没有去做，我的难受正是因此而发。

休了两个月假，又去北京学习了半年，当我再见到索拉时，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长的路都有尽头。这回，他嘴里发出的不再是咿呀声，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话，比我想象的要流畅得多。但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我们的交流依然问题诸多，他常常答非所问，像是听不懂我说的，而风马牛不相及的答话又像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对空旷的大山，声音大得像喊叫。后来他指着耳朵跟我说：“这个……不行了。”笑笑，又指着轰鸣的发电机说，“这样也好，免得我每天听它噪噪。”脸上毫无痛苦表情。我却非常替他难过。我知道，正因为它不尽的“噪噪”，才让他失去了听觉。失聪的他，听不到的不仅仅是发电机的噪音，还有收音机的声音。失却了收音机，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无情切割了，寂寞将加倍地陪伴他度过分分秒秒。而他千辛万苦学会的汉话，又跟谁去说呢？有了人，又怎么跟人去说？他并不识字，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学习识字，因为现在的他只有通过汉字才能与我们交流。我想这肯定比他当初跟收音机学说汉话还要难，但这跟他一个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

羊卓雍湖的岁月是我生命中的一笔浓彩，“４站长”索拉又是我这段岁月中的一个亮点，他诚恳的笑容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有时候我想，生活并不公平，但索拉我想一定不会这样想的，否则他不会这么打动我。

1998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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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邱继宝

他是个农民，却让几千上万的农民走进了城市。他是个穷人，却拥有亿万有形资产和更多更多的无形资产。他在海边长大，却有山的意志。他出身卑微，却从没有自卑过——自卑是懦弱的通行证。他被人伤害过，却从中悟到了胜者的岸。他鏖战商海，曾经要钱没钱，呼天求地，苦不堪言，如今却笑傲江湖，独占鳌头。他也许初中都没毕业，却满腹经纶，谈吐慷慨颇见学识，比博士还博学。他身不高，魄不魁，初次见面，面容中略含羞涩，但转眼你会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