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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外交大臣的信中说：

“我们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并且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同我的英国同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屡次欲将事情推向极端，而这将影响全局，并常常使我想到，他极欲推翻清王朝并向南京的叛匪伸出援手”。葛罗还借这个机会向伊格那替叶福表示敬意，他曾“不动声色”地利用了伊格那替叶福的才干，伊格那替叶福也确实向他提供了“真正的帮助”。

另外，葛罗还为自己与恭亲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感到高兴：“我与恭亲王的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与众不同的。此前一天别人对他有多么盛气凌人，我今天就刻意表现出对他有多么礼貌尊敬”。他洋洋自得地写道，恭亲王当着所有文臣武将的面，大声地对他说，如果他能在北京再呆上几天，他将作为朋友而非钦差大臣登门拜访。

除了向西方开放新的贸易口岸外，北京签署的协议和条约还允许在北京常驻外交人员，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以及允许外国人到中国的所有地区游历，只要他们持有领事馆颁发的护照。制订新的海关税则，使鸦片交易合法化并对鸦片征税，鸦片从此不再经由外商与中国官员相互勾结形成的走私渠道输入中国。想到海外定居的中国人，从此获得了移民的自由。在这个表面看来无甚危害的条款背后，实现着隐藏着劳工贸易——也就是贩卖劳工——的合法化。正如贸易自由掩盖着鸦片交易一样……

同样，旅行自由为商人的活动以及传教士的活动提供掩护。中法条约中有一款明确规定：“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上谕……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

后来得知，皇上原来在下述三个方面不愿做出让步：外国使节在京师建立驻所，由领事馆颁发护照的制度以及开放长江进行对外贸易。

外交官乔治·德·凯鲁莱认为，尽管在投入战场的军事力量中英国人明显占上风，但条约中各款对联军双方给予了同等的待遇，他对此感到满意。不过，要硬说天平并没有向英吉利海峡的任何一边倾斜，就有些过分了。

实际上，英国得到了一个额外条款，租借了位于香港岛对面的一块陆地，九龙半岛。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中国政府方面做出的一项重大让步，尽管当时它不过是一块不毛之地。保罗·瓦兰敏锐地指出：“我们没有在天朝帝国的沿海得到任何立足之地，而英国人远比我们深思熟虑，他们不仅已经得到了美丽的香港岛及其优良港口，还想方设法使中国出让了广阔的九龙半岛。它位于陆地之上，面向香港，确保而且加强了他们的优越态势”。

孟托邦心里也不是滋味。必须从舟山及其港口撤出，使他极不情愿，他认为，舟山及其港口本来可以用来抵消英国人对香港的占领，同时也可以抗衡俄国和美国的贸易进犯。他对葛罗不满，认为葛罗是为了避免冒犯额尔金才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我发现我们从这场战争中所获甚少，”他这样抱怨，还补充说这是他与法国特使之间唯一的“阴影”。

葛罗对孟托邦将军的指责十分恼火，不过他反倒强调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写给图韦奈尔的信中，他说：“他无疑尚未理解这一决定的全部意义，但我希望，他将来更成熟，尤其是经验更加丰富的时候，会赞同这一决定”。但他仍然有信心说服孟托邦撤出舟山群岛，不管出于自愿还是应他的请求。在葛罗看来，保留舟山群岛是不可能的事。舟山从1842年起被英国人占领，后来已经归还给中国人。在他的思想中，舟山岛“无论对英国还是对法国，都不是一块可以据为己有的土地”。要避免这些土地成为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诱因，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避免使它成为与英国发生冲突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