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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一面，但他指责英国人总要为自己捞取更多好处。他解释说：“在一个由艺术家和商人组成合伙公司里，艺术家总是上商人的当”。这里所说的艺术家是谁商人是谁，就不用再挑明了吧！

过了不久，他就在日记中谈到，英国人的“嫉妒、居心不良、损人利己等等已初露端倪。这些现象，到战役结束时，使两个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看起来，孟托邦由于得不到自己政府的支持，对这一局面难以忍受。他还说，法国人在中国之役中“扮演的是受骗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在我们把英国做为联军的时候起，就已经是注定了的”。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3）

埃里松提出这样的问题：

“要么是法国人被英国人欺骗了——我不能用出卖一词，这个词太重了——被他们蒙在鼓里，他们想方设法贬低我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使我们看起来像是他们花钱雇来的雇佣军；他们还利用了中国人的轻信，单独签订秘密条款。要么就是皇帝成心把法国军队交给英国来使唤”。

他说的是哪些“秘密条款”呢？我们前文中已经看到，埃里松非常怀疑葛罗——当然不是说他被额尔金收买——完全被额尔金牵着鼻子走。他还谈到联军之间的“纠葛”，甚至说胜利以后，“如果不是被拦住，法国士兵就会放手让中国人追杀这个英国人”。他还肯定“双重条约”的存在，在他此前一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一个传令兵的日记》里就写过这件事。这些“真相的曝光”使他受到《泰晤士报》的猛烈抨击。他的另一本书，1883年出版的《中国战役史——根据司令官秘密通信编写》被法国政府以“国家利益”——不折不扣！——为名收缴并查封。在这本最终落入陆军部之手的书中，收录了一封涉及“双重天津条约”的信，当时是由皮纳伯爵和康普农少校呈给皇帝的。

在他的《一个传令兵的日记》（书中还谈起关于1870年巴黎之围的回忆）里，埃里松伯爵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英国人。我承认英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拨，敢想敢干，精诚团结。但所有这些优点似乎都被一种无休无止、不择手段的自私自利破坏殆尽。所有国家都是自私的，好，我同意，常言说，这是国家的责任。自私也许只是爱国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们要光明正大地自私。光明正大不会破坏任何东西，也不会影响爱国主义”。

讲到事实，他说在洗劫圆明园过程中，一个士兵跑过来将皇上私室内发现的文件交给孟托邦将军。好些文件恰恰是英法联军9月初在天津谈判的条约草案，由于中国方面的代表不具资格而成为一纸空文。作为秘书和翻译，埃里松将这份用英文写的条约文本向孟托邦译出，他们二人都发现，这份条约与法文的条约有出入，不是按文字对译出来的。换言之，英国人“只为自己争取了所有特别优惠的条款，声称我们是他们花钱雇来的雇佣军，并说他们总能把我们安抚妥当”。

在这一“真相”面前，《泰晤士报》要求他拿出证据，并反过来指责他无中生有，诽谤英国。但《泰晤士报》没有刊登他的答复……为了证明他的结论，他出示了证人们（包括上海的大商人史米茨；他的朋友阿尔芒等等）的信件。他说到额尔金的“心术不正”，甚至是“背叛”。额尔金大体上跟中国人说过这样的话：“不要怕法国人。在宗教问题上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满足就可以了。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来解决英中之间的事情，他们会同意的，因为他们是我们花钱雇来的”。

他还补充说，他希望法国不要再“为英国人火中取栗”，应该养成利益均沾的习惯，不能“再像在中国以及其它地方那样，继续心甘情愿地以得到一些残羹冷炙为满足”。在书中稍后的地方，他还说，中国认为可以把法国人当作“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