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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一種對於往昔----想當然地被認為過時了----蔑視的含糊情感如今已與對於位處海上歷史那些永久戰略訓義盲人般視而不見的自然惰性同流合污了。例如，有多少人不是僅僅把1805年擊敗法國與西班牙聯合艦隊的特拉法加戰役----納爾遜光輝的頂峰，其天才的最高點----視為一個非同尋常般壯闊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問過自己這樣一個戰略問題：&ldo;這些戰艦是怎樣正好在那裡呢？&rdo;又有多少人意識到這是在一場持續一年多的偉大戰略戲劇中的最後一幕，其中有史以來兩位最偉大的領導人，拿破崙和納爾遜，究竟是怎樣相互勾心鬥角呢？在特拉法加，失敗的並不是維爾納夫，而是拿破崙被打倒了；也並不是納爾遜獲勝了，而是英格蘭被拯救了。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拿破崙的銜接未能奏效，而納爾遜的直覺與機敏始終能使英國艦隊對於敵人窮追不捨，關鍵時刻又能及時嘎然而止。在特拉法加的戰術，儘管細節仍有待爭論，然而，就其主要特徵而言，仍然符合戰爭的基本法則。並且他們的冒進被事態的緊急性和最後結局都證明是值得的。但是，在戰況準備的時效性上，在執行活動與能量上，戰爭前幾個月，在這位英國領導人方面的思想與洞察力上的大教訓都是戰略性的，它們至今仍然還是名副其實地出色。

在這兩個案例中，事件都被原本道出。要引用的第三個案例，卻沒有如此確定的底線，有關原本應該做些什麼的看法還有待爭議。在美國革命戰爭中，法國與西班牙在1779年成了抗擊英國的盟友。聯合艦隊曾三次耀武揚武地在英吉利海峽招搖過市，一次居然一字排開了六十六艘戰艦，把英國艦隊驅趕到港口中躲藏了起來，因為英國艦隊在數量上遠處於劣勢。當時，西班牙的宏偉目標就是要奪回直布羅陀和牙買加。為了達到前一目標，盟軍無論在陸地上還是在海上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攻打那座幾乎是堅不可摧的堡壘。然而，他們一無所獲。

由此所想到的問題----這是一個純粹的海軍戰略問題----是：通過控制英吉利海峽，甚至在其港口進攻英國艦隊，以摧毀其商業和入侵其本土來威脅英國，難道不比付出大得多的努力去進攻一個遙遠而又異常堅固的帝國前哨站；更有把握收復直布羅陀嗎？英國民眾長期以來一直免遭外敵入侵，對於被進攻的恐懼尤為敏感，如果他們對其艦隊的堅定信心受到強烈震憾，那就將使他們異乎尋常地喪失鬥志。無論如何決策，作為一項戰略要點，提出這個問題是公正的。在這一時期的一名法國軍官就曾以另一種形式提議過，他就贊成把巨大的努力引向一座西印度島嶼，用以取代對於直布羅陀的進攻。然而，英國並不太可能以其它外部任何一處地產去換取其放棄這塊地中海的咽喉要道，雖然它應棄堡而去以保護其家園和首都。拿破崙一度揚言，他將在波蘭境內的維斯特拉河（vistule）岸邊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他能控制英吉利海峽，正如盟國艦隊一度在1779年所做到的那樣，他勢將攻占直布羅陀或英國沿海地區，這幾乎毋庸置疑。

歷史既提醒進行戰略研究，又通過其傳遞的事實闡述戰爭法則。這是一條真理，為了使其給人們留下更為強烈的印象，還要另舉兩個例子，它們在時間上都比本書專門考慮的時期還要遙遠。在兩場處於東方與地中海的西方強國的大角逐中，一個已知世界的帝國在其中一場角斗里已處於發發可危的境地，相互對立的艦隊集結在彼此鄰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與巴爾幹半島西南的勒頒多（lepanto）。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難道是一個純粹的巧合，或者是由於某種固有的條件使之再度復發。如果是後面這種情況，倒是值得花時間去找出原因。因為，如果再度倔起一個如同安東尼或土耳其那樣的東方海洋強國，戰略問題還將相同。確實，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