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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謂的更為廣闊的戰爭行動，包含著整個戰爭舞台，在海上角逐中，或許還涵蓋了全球的相當部分。正是在這種行動中，歷史的教義才有更加明顯和永恆的價值，因為基本的條件永遠不變。戰爭舞台或大或小，其困難或者明顯或者不明顯，廝殺的隊伍或者龐大或者不龐大，必要的行動或者容易或者不容易，這些都僅僅只是範圍、程度上的差別，而不是種類上的區分。隨著野蠻讓位於文明、交通與通訊手段迅速改善，道路被開通，河流上架起了橋樑，食物來源得以增長，戰爭行動變得越來越容易、迅速與廣泛；然而他們所必然遵循的原則卻絲毫未變。當徒步行軍為馬車運兵所取代，當後者又相應地讓位於鐵路，行動距離的尺度提高了，或者說，如果你願意，時間刻度變小了；然而，決定軍隊應該集結於何處、應該朝向哪一方面、應該進攻敵軍陣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護交通線的原則卻沒有改變。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從單層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個港口向另一個港口蠕動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遠征於世界各地，再從後者演進到我們當今時代的蒸汽艦船，這一系列演進擴展了海軍行動的廣度與速度，卻並不一定要改變對它們加以指導的原則。兩千三百多年前，敘拉古人赫摩克拉底的講演在其不及引述之時，包含有一套正確的戰略計劃，在其原則之中，它的可用性在現在依然猶如在過去一般。在與敵軍或敵艦隊遭遇（這是一個或許比其他單詞能更好地表明戰術與戰略分界線的詞語了）之前，仍有許多問題有待決定，其涉及面涵蓋整個戰場的全部作戰計劃。除其它問題外，這其中有海軍在戰爭中的恰當作用；其真實目標；其應該結集之點；煤炭和供養倉庫的建立；對於倉庫和本土基地之間交通線的維持；作為戰爭之中決定性或次要行動的破壞商業的軍事價值；是藉助零散游弋的巡洋艦，還是通過強制性地攻占為商業航運所必需穿越的某些生死攸關的中心堡壘，破壞商業所能最為有效地加以影響的體系----所有這一切都是戰略性課題，並且歷史也對此論述頗豐。在有關英國海軍與法國交戰的舉措方面，直至最近，在英國海軍只是出現了一場對兩名英國海軍巨頭----豪勳爵與聖&iddot;文森特勳爵的政策比較其長處的頗有價值的爭論。問題純粹是戰略性的，並不僅僅只是具有歷史價值；對於目前而言，這又是至關重要的，作為決策之基礎的各種原則古今一貫。聖&iddot;文森特的政策使英格蘭免遭入侵，而納爾遜和他的親密將帥，則使英國長驅直抵特拉法加。

正是在海上戰略領域，歷史教義所具有的價值絲毫未曾貶低。由於情勢的相對持續性，在那裡，它們不僅用於闡述原則，而且也能作為先例之用。當對立的艦隊在基於戰略考慮之點相互衝突時，關於戰術問題，這倒不是那麼明顯的正確。人類不懈的進步引起了武器裝備的持續革新；也正因如此，也必然迎來一場戰爭方式的持續變革----在處理與掌握戰場上的部隊與戰艦方面。由此使得許多的與海上事物相關聯的人物傾向於認為，從先前的經驗體會之中再也無利可圖，在上面花時間純屬浪費。這種觀點不僅置引導國家游弋戰艦於大洋，指揮劃定行動之區域，從而改變且繼續改變世界歷史這寬闊的戰略考慮於不顧，也是一種有關戰術的單方面的和狹隘的看法。昔日鏖戰成敗，取決於它們對於戰爭法則的遵循與否。仔細研讀成功或失敗原委的海軍將領將不僅能夠發現並逐漸消化這些法則，而且也將從把這一切付諸自己時代的戰艦與武器裝備的戰術操作中獲益非淺。他們還將注意到戰術的變化不僅發生於武器裝備更新之後----事實肯定如此----而且這類變革之間的間隔已是過份的漫長。這一切無疑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武器的改進大多由於一、兩個人的功勞，而戰術的更新卻必須克服整整一個保守階層的惰性。然而，這又是一個偉大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