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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他被流放到河流的灾难便也来得莫名其妙。他甚至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作风问题”反省过，但为了维护烈士母亲的荣耀竟肯自断尘根。库文轩表现出的是偏执的“近乎病态的狂想”，他失去了个体意识——这一切也可以归咎于特定环境中或许人不可抗拒，或许是群体放弃捍卫个体意识与独立精神，带来的恶果。于是，库文轩恰恰成为了守候在河与岸两个世界，最为不幸的人。库文轩守望着两个世界，而库文轩本人则是苏童给两个世界划出的一条界线。没有“库文轩意识”的存在，这两个世界便难以构成。不可承受之轻使得库文轩不得不背上沉甸甸的纪念碑，方可自沉于河底。作为个体的他至死捍卫自己以及其时集体虚拟的，对立的两重天。库文轩曾在河里获得过生机——母亲遇难后装着他的箩筐随潮水漂走，他因此与神话挂钩——鲤鱼在水中托着他，库文轩便是在这种带迷信色彩的精神环境中长大的。这样看来，或许库文轩一代和“库文轩意识”的悲壮谢幕，正是中国社会祛魅的兆征。

二是《河岸》依旧是一部给世界重新划定疆界的作品。这要从作品开头的三段说起。李某早已能够背诵这三段，并非李某刻意为之，是在反复阅读这部作品，判断出这三段的价值，进行细读分析，之后，自然而然记住的。我要向说出“好小说的开头是为这部小说定调”的人，致敬。有人认为，《河岸》第二段的开头：“别人都生活在土地上，生活在房屋里，我和父亲却生活在船上，这是我父亲十三年前作出的选择，他选择河流，我就只好离开土地，没什么可抱怨的”给小说定了调：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李某认为，早在第一部分《儿子》的第一段仅有的一句“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苏童在定调的同时便已经给世界划出了疆界，同时暗示了自己小说的表达方向——以个体意识为标准来划分两重天，但这里，这两重天没有全然对立，而是保持着亲切的距离。库文轩是烈士邓少香的儿子，库东亮是库文轩的儿子，两代“儿子”是两代人。库文轩丧失了个体意识，而库东亮没有丧失，他们生活在一起，共同亲历了磨难。故事的叙述者库东亮一句“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将“我”划进库文轩世界的同时，也将“我”划到了旁观者的席位。作品以人伦关系作为故事发生的起点，以人的个体意识作为新标准，以通透的“没有什么可抱怨”作为叙事的情感基垫。《河岸》传达的重点将不是反思，不是批判，是具备大胸怀之后用个体意识、个体的担当来看待历史，正视我们曾经存在的生活，用健康的心态构建我们民族志学中遗缺的一页。《河岸》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本民族，自己所在的时代负责。再次默念小说的第一句“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发现小说的叙述者和历史保持了亲切的距离，五味杂陈，但毫无怨尤。

我隐隐作痛，意识到这件艺术品的最高出价者是我们民族，曾经生活在虚妄和迷狂状态下的许多人——他们以他们的一段历史或整个世界为代价。

最后我想说，《河岸》是一部真正可以一句句读的作品。每一句话都饱含能量，不准确的比方是把它们称为居里夫人提炼的铀，或许《河岸》将以原子弹的形式在大脑中爆炸。具有胆识者，准备开始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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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与岸：苏童划分两重天

河与岸：苏童划分两重天

——谈苏童长篇小说《河岸》

李昌鹏／文

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早早地看穿列夫·托尔斯泰，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论述找到了苏童作品的特征。王德威说：“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苏童再度证明他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