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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去谈。王新语就怕上级找他谈话，立刻紧张地问是什么事情。严冬山说还是到我办公室再说吧。王新语感觉出来，今天的谈话一定很重要，于是心里扑通直跳，他和同学告别，不安地随着严冬山走向边区政府。

边区政府是两排砖石结构的庭院，尽管很旧，但看上去非常结实。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设九个部门，分别是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审计处、粮食局，还有两个重要部门，一个是保安司令部，另一个就是严冬山供职的保安处。保安处在后排最靠近右首的一间砖瓦房子里。走进办公室，严冬山也没有过多的客套，两个人分坐在桌子对面。严冬山马上打开本子，拿好笔，一副随时记录谈话内容的样子。人生中的许多大事，都是由小事情决定的。恐怕连王新语自己都没有想到，正是由于这次与严冬山的偶然相遇，导致了他以后人生之路的诸多改变。但这种偶然，其实又是必然。那天他们谈话的内容，紧紧地围绕彭登科展开。严冬山问得特别详细，首先问他和彭登科为什么没有等待政审，到底因为什么。王新语倒是实话实说，就是等不及了，想早一点来。严冬山又问这个主意是谁最先提出来的。王新语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彭登科了。严冬山又问当时还有谁在场。王新语说就他们两个人。王新语没想到，严冬山又提出一个他没想到的问题：彭登科当时是怎样的一个面部表情。王新语愣了愣，一时想不起来。紧接着，严冬山又问了许多非常细节的事情，有的就连酷爱构思写作的王新语都无法想到的细节。王新语感到不对劲，心想是不是彭登科出事了，他快速琢磨对策，最后决定不管彭登科怎样，首先要把自己和彭登科区别开来，绝对不能和这个多事的人搅在一起。

于是，王新语做出很年轻无辜、很老实的样子，说：“我是稀里糊涂地跟他走的，刚走时，我就想起您跟我说的话，我当时……您是不知道，彭登科这个人，自我意识太强，我是被他胁迫走的。”

严冬山完全相信王新语，毫不怀疑，他安慰王新语不要太自责了，把过程说清了就好。接着，又请王新语谈一谈怎么看彭登科这个人。王新语倒是客观，说了彭登科一大堆缺点，也把彭登科面对土匪时的勇敢讲出来。可严冬山却认为这是一个人的表面文章，不要被假象迷惑了双眼。王新语发现，严科长好像不爱听他说彭登科的好话，可是再想扭转话题，说彭登科的不是，他又觉得有些别扭，毕竟不是真实的情况。那天，严冬山与王新语谈了好长时间，最后告诫王新语，此次谈话一定要保密，不要跟任何人讲，叮嘱王新语，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经常汇报。特别是有关彭登科的事情，不管啥时候，只要有情况，随时都可以过来。

王新语如释重负地走出保安处，紧张地用袖子擦着满头的大汗，眼睛里满是恍惚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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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大的日子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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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登科与纪教导争执过后，冷静下来，他抱着那把沉重的“普辛式”老枪，想象着这把老枪的最早主人，早就战死在战场上了，可能最后的主人——某一个红军战士，也已经牺牲在长征途中。他抚摸着枪身和枪托，扳机和枪管，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用这把老枪，打出一个抗大的第一名。

彭登科拼命练习射击，而且还是悄悄进行。彭登科在枪管下面挂上一块石头。由于太重，他左手腕已经肿了，后来又消肿，在这样肿了又消肿的过程中，他端枪的手臂越来越稳了，端上几个小时，都不晃动一点。

纪教导为了锻炼学员们抗干扰的能力，拿着一根扫把大小的树枝，绕到趴在地上瞄准的学员身后，来回跑动，大树枝子在学员们的身上划来划去，有时还会扫到学员的脸上。有的学员忍不住，动起来。彭登科一动不动，对于扫在身上的树枝子，好像没有知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