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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望极高，全乡二万多人平时见到他，都亲切地叫他老乡长。他任副乡长十几年间，负责抓农业，长期背一个背包和一个军用水壶，带上几块烧饼，深入到每个村庄、每块良田，从不在哪家吃一顿饭，喝一顿酒。他有一个老乡在食品站当站长，那时候猪肉紧张，什么都要票，站长有时带点猪肝、猪腰子给他，他都是当面叫其拿走，否则当场摔到门外去。隔壁邻居与他家相处几十年，他从不到邻居家吃一顿饭。那年邻居家儿子结婚，为了请这位副乡长吃顿喜酒，知道请不动他，便借口自己家里地方不够用，特地在副乡长家办了一桌，可是到了吃饭时，副乡长还是跑得无影无踪。1963年，这个乡的###大队一直搞得不好，乡党委决定叫周礼贤兼任大队书记。上任那天，大队其他干部硬要与他吃一次饭，欢迎他。他答应了。有人在大队鱼塘里打了一条二斤多重的鲢子鱼烧烧，又从大队主任家抓了一只公鸡杀了烧烧，喝点土烧酒，大家都开开心心。没想到那年年底，当地开展“社教运动”，发动群众对所有干部进行“揭发检举”，又要求所有干部进行自查自检。周礼贤上任吃一条鱼的事被揭发了出来。进驻###大队的几位工作人员都是“初生牛犊”，捞到这一手“活材料”，立即进行“整理上报”。那时“上纲上线”、“上挂下联”司空见惯。他们给周礼贤算了一笔账：每天打一条鱼，二斤多重，上任一年，三百多天，打了三百多条，每条二斤多重，累计六百多斤，每斤二元多钱，计有一千多元。这是一条“大青鱼”，一下子就把他列为重点查处对象。周礼贤被撤职查办，抄家退赔。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张老祖宗留下来的花板床被拆散没收做退赔。二年后，社教工作队极“左”行为受到纠正，周礼贤家的花板床已经支离破碎。他本人还没有来得及被###，又闹起了“###”，被当做“走资派”靠边站了好多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重新恢复工作，担任了集镇党总支书记。

权大压死人（2）

长期的农村工作，加上多次政治运动的不断打击，周礼贤积劳成疾，高血压心脏病常常发作。70年代末期，正好小女儿要顶职，周礼贤便办理了退休手续，回乡养病。一天，他的老部下，现在金东县所在地西山镇担任党委书记的王瑞立，前来看望他的恩师老乡长。昔日正是周礼贤在###大队发现这个小伙子好学上进，工作积极，便加以培养重用，一步一步升上了台阶。王瑞立看到老乡长与老伴俩人在乡下无人照料，生活医疗都不便，便问起：“儿子、女儿都在县城，为何不靠近他们？”老乡长回答：“去可以去，儿子、女儿都要我们老两口住到县城去呢，可是他们那么大一点地方，我们住哪儿呢？”王瑞立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们镇上有几个蔬菜大队，你将户口迁到那儿菜农户上，我帮你解决两间地皮，自己盖两间房子就行了。”“不行！不行！这样太为难你了！”“为难什么？这事我办得多了。像你这样一辈子为金东作贡献的老干部，到老来竟没有住的地方，我们有责任啊！这事我来帮你办到底。”

那年，全家大小回乡下过端午节，周礼贤向子女们讲到这件事，大家都支持。四个子女都表示，父母一分钱不要烦，全部由子女承担。何大福说：“我是大女婿，现在收入高多了，大头由我来承担，建筑队我来找，图纸我来找人画。”

因为是王瑞立书记主动提出要办的，所以两间房基很快批复下来。按照周礼贤老两口的意见，就照农村人家房子的样马马虎虎盖两间，有个地方住就行了。可是，何大福不同意，他说：“西山镇是县城，样子不能落后，不能盖两年再扒掉。”于是，他在南方照了几张照片，照人家外形画了一个草图，然后请厂里基建负责画图的技术员搞了一个施工图，到镇上办好了一切准建手续。当时，金箔厂正在大发展的时期，几个小型建筑队在厂里施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