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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弯路相较于他二人要更多些。中学毕业后，她原想出国念大学，却因与后母发生纠纷，被父亲幽禁在了家里。半年后逃到生母那里，用了三个月时间疗养身体。母亲给她两年时间学习做淑女及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同时她开始补习功课，准备投考伦敦大学。当她考出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时，却正遇英国要与法国联合起来向德国开战，宣布暂停招收留学生，而转由它的殖民地香港代为接受，就这样张爱玲入了香港大学。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赴英留学之心仍不死，所以拼命用功，想要日后被保送到英国去。与此同时，二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张爱玲刚刚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入日军之手，港大停办。张爱玲回到上海，转而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可是不久却又辍学了。其原因，张爱玲的解释是“我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

相隔10年后，32岁的张爱玲再赴香港大学继续学业，可是入学两个月后，她就不想再念下去了，欲应炎樱之招赴日本，就退了学。在日本又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三个月后重回香港，想恢复学业，遭到校方的拒绝。大学之梦终于未竟。

胡兰成未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他是凭着他的聪明与悟性，完全通过自学，成为一个学问家的。

一般的学者之路是在高等教育中，确立研究专业，随着在该专业用功愈多而入行渐深，最后成为某一行业的专门家。这样的学者易犯的毛病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或曰一叶蔽目不见青山，即现代西方论者所谓“专业屏蔽”，专而不博。胡兰成未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其学问素养既未受其益，同时也就免受其害，倒是眼界高远，胸襟宏阔，思维活跃，“博”得可以。

博的人多不专，有名的博学之士王云五就一度为此烦恼不得解，乃向他已暴得大名的学生请教。胡适的指点仍不过是叫他选一个问题着手深入研究而已，并无有逾常规之良方。胡兰成却无此烦恼，他的学问看似随兴所至，随遇而迁，却因底子厚实，而能起点高，进展快，很快就相当“专”了。又因他站得高，不致迷失于精深，能涓涓细流入海。

但是，也因胡兰成的学问专深博杂，虽然留下宏富著述可供研究，旁人还是很难摸准他的脉搏、把握他的思想、跟上他的步调。所以人们对胡兰成喜爱也罢，憎恨也罢，多还停留在“张爱玲的胡兰成”的水平与范围。

张爱玲曾自言她只是写小说与散文，“不大注意到理论”，胡兰成也说她“不看理论书”，当然也就没有撰写学术论文的经验，也不愿意写。当傅雷写了来批评她作品的文章，她才写了《自己的文章》，好好地与傅雷“理论”了一回。虽然文中有不少思想的闪光点，有一些理论也相当精辟，但她终究没有把它写成学术论文，用的还是说理散文的笔法。这固然是她主观上别具只眼，超越世俗观念的束缚，客观上也应有她少受高校论文写作训练的缘故。

虽然胡兰成所受高等教育不完备，但还是不免自觉接受了“思想训练”，因此在结识张爱玲之前，仍是一个每每“囿于定型的东西”，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胆怯于“公定的学术界权威”的人。遇到张爱玲才使他将这一切都打破，还教他将体系严密的论文打散了开来，如同使纪律严明的军队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胡兰成还说及张爱玲：“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恶去看她总看她不透”。也许正是因为张爱玲未受尽现代高等教育，才使她不曾将思想不自觉地关入世俗标准的樊笼，使她长于在常规之外与情理之中回旋的秉性健康生长，而写出好小说。

与张爱玲对理论敬而远之不同，苏青是追求理论的。尽管她在《道德论》中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但她对自己写的理论并不浅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