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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关头，中产阶层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转型期出现过度动荡的局面之时，中产阶层的反应却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后卫的。　Hagen　Ko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　in　Hisn�Huang　Michael　Hsiao　（ed�）；　op�　cit�；　pp�55～75�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也明显表现出了政治后卫的倾向，但我们接着就会分析，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

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后卫态度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就那些通过市场改革甚至寻租方式而获得财产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的政治后卫态度是由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或党和国家的代理人的密切联系决定的。在我们前述古德曼有关山西的研究中，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30�7％）　李路路：《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15页。。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决定了这部分中产阶层（主要是老式中产阶层企业主）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产阶层的另一部分，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壮大的中国新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同样是后卫的。不过，形成这部分中产阶层后卫政治态度或追求社会稳定的原因和上述老式中产阶层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接受精英教育的人，并且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教养以及体面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他们对社会稳定的追求、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从其自身即所谓“自稳定性”方面来说，他们满意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并且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可以通过继续的奋斗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境况，实现新的社会流动或跃迁；从外部社会环境来说，他们的地位是通过工作—收入的模式获得的，并因此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在表0…4中，我们能够发现，与新中产阶层有关的职业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同时，由于中产阶层的一部分，如大学教授、作家、新闻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直接从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造和传播工作，决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肯定比较容易为整个社会所认同。这样一些特点必然决定了中产阶层一方面反对社会动荡，但另一方面却不会拒绝社会变革，他们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就取决于中产阶层能够以何种速度迅速地成长起来。

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2）

表0…4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声望得分排序因篇幅有限，此处只取了前30名职业的职业声望排序，原文共刊登了81种职业的声望排序（参见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83～84页）。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发展预测”课题组稍前进行的一项关于69种职业声望的调查中，有21种职业的得分在80分以上，其基本都或具有政治权威、或具有科学知识、或具有复杂的技能和较高的收入；28种在60～80分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