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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100年，德貴格內斯在巴黎文字科學院發表演講時，根據比較象形文字學提出一種理論，認為中國人是埃及移民的後裔。然而大凡提出這類錯誤理論的人總在某一點上是正確的；例如德貴格內斯就正確地讀出埃及國王&ot;曼內斯&ot;的名字，而有一個反對他的人卻讀做&ot;曼努夫&ot;。當時最尖刻的評論家伏爾泰因此對某些詞源學者痛加抨擊，說他們&ot;既看不起元音，又不重視輔音。&ot;同一時期，英國卻有人把上述的理論顛倒過來，竟然說埃及人的祖先來自中國！

人們也許會想，隨著羅賽塔碑的出現，這些不著邊際的亂猜應該銷聲匿跡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正因為問題顯然可以解決，所以毫無專業知識的人都要涉足其間。德勒斯登有一位匿名作者，把羅賽塔碑上的殘損的象形文字對照的希臘文全文讀出來了。一位名叫阿哈麥德&iddot;伊本&iddot;阿布貝克爾的阿拉伯人&ot;揭示&ot;了一段文字，接著，東方學者哈默&iddot;波格斯韜爾竟不辭辛苦把這篇東西翻譯出來，而這位學者是一向嚴肅認真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巴黎人聲稱，他在丹德拉的一座廟宇里的銘文上識別出第一百首《讚美詩》，日內瓦出現了一篇所謂&ot;潘菲力尖碑&ot;上的銘文的譯文，據說內容是關於&ot;公元前4000年時善戰勝惡的一篇報告&ot;。

這時有人已經發展到異想天開的地步。帕林伯爵表現了豐富的想像力，同時又非常狂妄而又愚昧，他竟然聲稱自己把羅賽塔碑的內容一眼識破。依靠荷拉波隆和畢達哥拉斯的學說和希伯來神秘哲學，這位伯爵只用了一個通宵就大功告成。過了8天他就發表了自己的譯文，他說自己憑著速戰速決，&ot;避免了由于思慮過多而必然造成的全盤失誤。&ot;

■不同的方法

儘管周圍一片嘈雜，商博良卻毫不理會，只是耐心地在那裡把材料進行排列、比較和試驗，慢慢地前進著。這時他讀到唐多&iddot;德&iddot;聖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學究派的小冊子，裡面說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種裝飾花紋。商博良不為所動。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議論荷拉波隆的信中寫道：&ot;這本書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釋的不是我們稱為象形文字的東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號，即埃及人用的各種象徵圖案。我的意見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據來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說的象徵符號，如蛇咬天鵝、特定姿態的鷹、天雨、無頭人、鴿子和桂樹葉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沒有象徵內容的。&ot;

於是在這些年代裡，象形文字就成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鳩魯主義的集中目標。人們認為希伯來神秘主義、星占學和靈知學的種種理論統統來自象形文字，如同農業、貿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種理論來自實際生活一樣，象形文字中出現了聖經里的話，還找到了洪水文學，甚至於迎勒底語、希伯來語和漢語的段落也不在話下。商博良寫道：&ot;看來好像埃及人完全沒有用自己的語言表達的東西。&ot;

所有這些解釋象形文字的做法，無不或多或少來自荷拉被隆。真正破譯的方法只有一種，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馳的，商博良走的就是這條道路。

學術上的偉大發現很少是按照準確預定的時間做出來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問題上長期鍛鍊自己的頭腦過程中得出的無數成果的總和，是自覺的東西和不自覺的東西、有意的觀察和無意的冥想的交叉點。靈機一動、一蹴而就的現象是非常罕見的。

有些偉大的發現，假如從它們的歷史背景加以剖析，就會顯得黯然失色。在懂得與它們有關的原理以後再來回顧，許多失誤就會顯得荒謬，許多錯誤觀念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