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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和空中如同洪水般的退却时，一支机队却要迎面而上。

华府接二连三的“抗议”对日本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但“中航”还得继续飞（飞运公司已于1933年将股份转让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 Airways），交通部的加急电报一个接一个，如同雪片纷至沓来，鬼子推进的速度完全超出了预料，必须把政府的要员们接出来，直接送到重庆。

于是，本应该大大方方的飞行就必须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飞机在空中，能躲就躲、能藏就藏。

而且必须要夜航。

更像个“贼”。

广州被占领后，重庆政府和外界的空中联络通道只剩下了进出香港的航线。

和当初撤退时差不多——一切依旧是小心翼翼。

空中，如果侥幸没有与鬼子飞机“照面”，危险就是来自地面。

无论是在哪一端起飞，平日里企盼的好天气此时是变得越坏越好，那样，日本人就不会出来了。自从广州被占领后，谁都知道，所飞区域几乎是日本人基地，吴士被击落后可以迫降到珠江，而今，如果再次“迫降”，就是俘虏。虽然美日还是友好邦交，但现在，成了给中国人“垫背”。

而且，这样的飞行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起码是目前。没有中途备降机场、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的航路指点标、没有城市的灯火，连无线电也受到了限制……

更大的“挑战”是无线电的强烈干扰。

日本人占领了广州，就在紧靠着香港的一带架起了通讯装置，是偶然还是故意的挑衅？强大的日夜不停的无线电信号每分每秒都辐射到启德机场，严重地干扰每一架进出港航班所必须和地面联系的无线电信号。

美方（此时，中国已经连和敌人“交涉”的权利都没有了）也曾专门和日本作过“商议”，和本国政府递交的“照会”一样，日本人置之不理。

于是，避免无线电干扰造成灾难，能成功起飞和降落，就成了一场智力大拼搏。

随机报务员中国人居多，时间长了，他们互相总结了在启德机场降落的基本要领，如下：

进场前，使用德国（罗兰）技术导航法，转动手柄和刻度盘上的指针，指针带动上面的环形天线，使其指向任何一个可以选择的电台。一边是莫尔斯电码A·（·—）的信号，一边是N（—·）的信号。当环形天线直接指向联系的电台时，发出T（—）的信号，根据此，报务员就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方位线，继续保持这一航迹并在中间检查方位，就能盘旋下降。（注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命悬一线（2）

这一招，后来连美国人都学去了，伦纳德就曾向他的上司，“中航”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抱怨：“我去香港时，就会像正在电唱机上转动的唱片那样盘旋下降。”

想象力丰富的美国佬。

差点“丢”了委员长

武汉保不住，国民政府在混乱之中退却重庆。

一切都在混乱之中。

由于公司里只有查尔斯·夏普、罗亚尔·伦纳德两个人能飞“夜航”，而在大撤退中，四面八方打到“中航”在汉口调度室的电话的命令、电话、电报铺天盖地，所有的调度、指挥顷刻陷入混乱。

哪个部门都比这里大，谁都不能得罪。

10月21日，鬼子打进广州当天，交通部电令“中航”将汉口的政府要员送至重庆，邦德电令重庆机场晚间挂上红灯笼（用做“导航”），在24小时内，夏普和伦纳德各飞两次重庆——汉口——成都，将政府官员送到目的地。23日，夏普再次降落汉口时，工兵已开始在跑道上埋地雷了。

25日黎明，第二次飞宜昌的伦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