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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梳着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

文革中，沈从文和黄永玉二人在路上相遇，沈看到黄，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的瞬间，沈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1979年之前的13年，沈从文一直住在一间七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白天都得开灯。林湄问沈：“沈老，在小暗房的日子里，你想的是什么？”沈头一仰，哈哈大笑，许久才用豁达而谅解的口吻说：“身旁有许多书就足够了。这算什么？有很多人连性命都没有了。只是失掉了很多书很心痛，后来又在旧书店买回来了。”

文革后，沈家从门庭冷落又回到门庭若市，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屡见报端，一度盛传他将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沈从文对此却很淡然，他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将稿费捐献给家乡小学后，为沈作传的凌宇曾劝他道：“年纪大了，总有用钱的时候，应该自己留下一些。”他淡然一笑：“不要紧，钱，总还会有的。”

【天真】

费慰梅回忆，沈从文与林徽因私交甚笃，沈一有问题就找林商量。30年代，张兆和回娘家探亲，沈一个人留在北京。一天，他哭着到梁家中找林倾诉。原来，沈从文每天都要给张兆和写信，把自己的感觉、情绪、想法告诉妻子，某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露出对另一位北京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张兆和非常生气。沈对林说，他不觉得对另一个女人的感情与他对张的爱情有什么冲突，而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张兆和呢？

黄永玉回忆：“1954、1955年日子松动得多，能经常听到他的笑声，公家给他调整房子虽然窄小，但总算能安定下来。到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玩得很高兴。五十多岁的人，忽然露出惊人的本事，在一打横的树上‘拿’一个‘顶’。又用一片叶子舐在舌头上学画眉叫，忽然叫的复杂起来，像是两只画眉打架。‘不！’他停下嘴来轻轻对我说，‘是画眉’采雄‘（湘西方言，交配）’。于是他一路学着不同的鸟声，我听得懂的有七八种之多。有‘四喜’、‘杜鹃’、‘布谷’、‘油子’、‘黄鹂’……‘尤其难学的是喜鹊！你听！要用上颚顶着喉咙那口气做——这一手我在两叉河学来费了一个多月，上颚板都肿了……’他得意得了不得。”

文革中，张兆和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半年后沈从文也响应号召，下放到咸宁。张允和曾回忆月底去看望他的情形：“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我回身想走。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指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文革后，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一直都微笑着，说他那时被安排打扫厕所，是多么的尽心尽责，连缝道中的污垢都被他用指甲抠了出来，然后有些得意地说，我打扫的厕所在当时可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此时，一个刚出道的女记者站了起来，走到沈的身边，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说：“沈老，您受苦了。”眼里隐约有泪光闪动。

刚才还是谈笑风生的沈从文，忽然一把抓住女记者的胳膊，失声痛哭了起来，劝也劝不住，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一样，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这下子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女记者也手足无措。还是张兆和出来圆了场，她就像哄小孩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