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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的意見和習慣的基礎之上。清除掉了一種外國影響，使牧人又重新回到了羊群身邊，並更受到他們的愛戴。一改專斷的、靠金錢收買的日耳曼教廷的提名辦法，上帝的代理人由一個幾乎全是本城人或本城居民的紅衣主教團自由選舉。行政官員和人民的鼓掌通過是對這一人選的確認；而在瑞典和不列顛為人所服從的基督教會的權力，歸根結底是從羅馬人的選票制度中產生出來的。同樣的選舉制度為首都選出一位君主和一位教皇。人們普遍都相信，君士坦丁把羅馬的世俗統治權交給了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最不敬神的懷疑主義者卻曾十分高興地辯論過，皇帝是否應有此權力，和這一賜與是否有效的問題。事實的真相，他的這一賜與的真實情況，卻是深深埋藏在共四個世紀的無知與傳統之中；它那傳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產生的真實的、永久性的結果之中了。do或主的名字鑄在主教的銅幣上；他們的頭銜已得到表示效忠的歡呼和誓言的承認，並且，在日耳曼愷撒的由衷或不由衷的贊同下，他們早已對這座城市和聖彼得教堂的遺產行使著最高或從屬的司法權。那滿足了大家的偏見的教皇的統治和羅馬的自由思想也並非全不相容的；稍作更深入的研究便會揭示出他們的權力實有一個更高的來源‐‐被他們從希臘暴君的邪說和壓迫下解救出來的一個民族的感激之情。在一個迷信的時代，皇權和僧侶勢力的結合看來似乎必會產生相互加強的作用，而掌握天堂大門的鑰匙便將會是贏得世俗人的服從的最可靠的保證。一個職位的神聖性確有可能因其人的過錯而大為減色，但是，那 10世紀的種種醜聞卻被格雷戈里七世和他的繼承人們的嚴厲的，也更危險的美德所抹掉；而在他們為了教會的權力進行的雄心勃勃的爭奪中，他們所經受的苦難和他們的成功必然都同樣會增強人民的崇敬。他們有時會淪為迫害的犧牲品在窮困和流放中流浪；而那種使他們甘願殉教的使徒的狂熱情緒，又必能在每一個天主教徒的心中激起好感和同情。有時，他們從梵蒂岡發出雷霆般的呼叫，便可以選定、審判和罷黜世界各地的國王；最驕傲的羅馬人也不可能因為服從於一位查理大帝的繼承人、吻過他的腳、為他執過鐙的教士而感到丟人的。就連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應在平靜和榮譽中保護過教皇的住所，正是從那裡，一個虛榮而懶散的民族獲得了其生活資源和財富的絕大部分。教皇的每年固定的收入也可能會受到一些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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