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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可以掌握分寸，加强对内对外彼此各异的针对性。

于丹的成功，关键在于她独特的讲述方式。朱熹也讲《论语》，钱穆也讲《论语》，当今中国，各高校许多讲堂都在讲《论语》，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掀起这样的狂潮？

就讲述技巧而言，易中天强调了“平民立场”4个字。他说，“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亲和力，亲和力来自于‘平民立场’。观众认为你与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就没有距离、没隔阂，不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没有对立情绪，也就不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仅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故事中那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们一样，他就爱听你讲话。”

于丹“心得式”的解读方式，能更好地还原《论语》作用于人心的初衷，能降低经典“入世”的成本。对学术界以外的大众来说，这种讲法太好了。别小看一个个小故事，她就把《论语》讲活了。

一句话，于丹尊重了大众传媒的规律，使用了恰当的方法和技巧，用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是她的讲座火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事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传媒接近群众、吸引受众的不二法门。既要贴近群众，就要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央视《百家讲坛》将节目定位于“初中文化水平”，就是基于对受众的深刻了解。制片人万卫分析说：“初中文化水平并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所学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多么精到的分析！由此我们似乎又一次体味到了“三贴近”的威力。

于丹的成功，方法技巧固然重要，传播工具亦不可或缺。有人说，于丹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位巨人，就是在中国独一无二、在电视传播领域具有某种“垄断”地位的中央电视台。是电视这个主流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力，造就了于丹的水涨船高。

为什么是于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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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播学有一种令人听起来感到不舒服的理论，叫做“靶子论”。这种理论形象地把传播内容比作箭，把传播对象比作靶子，而传播者呢，自然是操箭的弓手。据说，传播者是主动的，传播对象是被动的，而且散沙一般，无法抵御传播者的射击。只要你肯把箭射向靶子，传播对象就会应声而倒，即接受你的传播内容。这种理论，把传播对象视为愚昧的芸芸众生，把传播者视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神人，似乎不管传播什么内容（真的、假的、善的、恶的、美的、丑的）只要不断地射箭，传播对象都会不加选择、也无须怀疑地加以接受。事实上，问题没那么简单，传播对象岂可随意摆布？岂可任人愚弄？岂可去接受那些假的、丑的、恶的传播内容？你在那里无中生有地传播一些谣言也是可以击倒“靶子”的么？

“靶子论”早已行不通了，现在的传播者谁还按这种理论行事？“靶子论”之所以没有生命力，关键性的原因是没有正确对待传播对象，它不是尊重传播对象，而是压服、愚弄传播对象。于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就不正常了，传播者总是高高在上，把自己视为教育者，把传播对象视为受教育者，我讲你听，我有发言权，你没有发言权，讲一次不行，再讲一次，用传播攻势来折服你，似乎谣言三遍也成真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大众传媒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早已把“靶子论”抛弃了。其实，传播者与传播对象是平等的，传播者尊重传播对象，而传播对象则依赖传播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关系，我尊重你，你依赖我，通过传播这条纽带，把双方的心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报纸没有读者，报纸给谁看呢？读者离开了报纸，又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