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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为自己的某种评价寻找证据，包括普京日常生活的各种趣闻逸事及其在国家元首职位上所做出和采取的各种决议、行动。斯维特兰娜·巴巴耶娃写道：“过了一年以后，总统变得更好被人理解了，但也变得让人更难预测。普京所展示出的某些品格，比如对所发生的事件不大放在心上——这一时让人无法理解，是应当高兴还是该感到伤心——换句话说，普京每天夜里大概都在睡觉，而不为那些过去和将来的噩梦所困扰。”

风格与个性（4）

很遗憾，早在60年代末，格里高利·波梅兰茨那本很有名的小册子中就提及政治家进入角色的能力、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等许多问题，但并没有得出一个标准答案。最高国务活动家的行为举止远不应总是单纯地受一些基本道德要求所支配，因为国家元首不是教堂的主持。

普京经历中的很多事例可以证明，在应当做出某种个人道德选择的时候；弗拉基米尔·普京似乎更青睐传统的正派观念。但对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而言，不能只讲个人选择，恰恰相反，还应当多谈一些国家或政党利益，谈国家选择、谈命令。众所周知，一旦形势变得严峻，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就经常会随意抛弃已经做出的决议，将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一走了之。但是，这条保持“两手干净”的方式对于一位大政治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在两个同样糟糕的决议之间、而不是糟糕和不糟糕的决议之间进行选择。

与此同时，在解决那些十分棘手的、积重难返的宏观经济问题以及几乎病入膏肓的俄罗斯社会机体问题时，俄罗斯领导人更青睐于使用外科手术的办法，而非长期的保守治疗。但外科医生在手术前需要不时地克服自己的激情和道德论据。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完成心脏移植手术的一位南非著名外科医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做心脏手术时，他更倾向于不知道躺在手术台的病人是谁，甚至请助手将病人的大部分身体蒙起来，情绪波动会对他的手术效果产生消极影响……

但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经常拒绝用激进的治疗方法根除社会病痛，而是运用治疗与增强自身机体免疫力相结合的综合疗法。在并没有彻底搞清楚病因和虚弱机体的抗病能力以及自身不具备提供必须设备和药物的情况下，普京更喜欢遵循古老的、希波克拉底的“无害”原则。

语言学专家曾几次过于挑剔普京的语言风格和个别讲话。为更加解恨地侮辱新的国家元首，亚夫林斯基在2000年3月26～27日深夜说，他“甚至从语言学的角度就可以看清楚俄罗斯公民选择了一个怎样的人物做自己的总统”。很多人都把亚夫林斯基看成是“卓越的”，至少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不过，我倒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个机敏的演说家，但还太浅薄，在电视演说和辩论时，他常常发表一些极其简单的言辞蛊惑宣传，而从来没有人在这方面诟病普京。

普京在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第一次阐述政府车臣政策的发言以及为莫斯科大学学生所做的重要演讲，都内容丰富、富有逻辑性并且妙趣横生。在2000年初大选前，普京经常发表演讲，重复一些内容也就不可避免。但无论是在学校礼堂还是在全国，他都可以让人们更津津有味地倾听自己表述的观点，而且，他的立场很清楚。其实他有时若是不发言，可能效果还会更好一些。

对于政治家来说，善于交谈、倾听座谈者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品质。众所周知，斯大林很少将政治局会议变成个人的演说。他搞清问题，然后边在办公室前后踱步，边注意倾听政治局委员的发言，有时则在大号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只有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斯大林本人才开始讲话，而这通常是再没有人能更改的最后决定。在邀请专家，如冶金、武器系统、语言学等方面的专家时，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