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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宣传队都是由同一家工厂的工人组成的。但是来我们学校的却不一样，‘革命行动同志’和他手下的队员来自不同的两个工厂。”

“这的确很奇怪，”陈超拿出本子和笔，“他是哪个工厂的？”

“上海第三炼钢厂。”

“当时他多大年纪？”

“三十八九、四十出头吧。”

“好的，我会去调查的。”陈超说道。不过，不论这个“革命行动同志”做过些什么，他如今也得六十多岁了。可是按照于光明提供的情报，百乐门监控录像里那个人大概也就三十多岁，“梅老师的后事是怎么办的？”

“说到这事儿我就很生气！我本想给她送个花圈什么的，说实话我也应该这么做。可是她的遗体当晚就被拉到火葬场烧了，骨灰被随便撒掉了。她活着的时候我没能为她做点什么，甚至连她死后都不能！这是我的终生憾事。”

“您不必自责，向教授，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向子龙拿出一张唱片，“我把一首宋词谱成曲子了，就是为了纪念她。”

陈超接过唱片。封套正面印着一个身穿红裙翩翩起舞的女子，背面则印着晏几道的那首《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梅老师若泉下有知，一定会很喜欢这张唱片的。”陈超说道。

“我会烧一张给她的，”向子龙忽然显得有些尴尬，“不过我从来没对我太太说起梅老师的事。”

“放心吧向教授，您说的这些我都会保密的。”

“我太太快回来了，”向子龙把唱片重新放回书架，“她有点小心眼儿。”

“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梅老师的儿子，他后来怎样了？”

“关于那条反革命标语他们啥都没查出来。总之那孩子后来成了孤儿，跟亲戚住在一起。我听说他‘文化大革命’之后好像上大学了。”

“您知道是哪所大学吗？”

“不知道，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都已经是几年前了。不过如果这个事情很重要的话我可以打几个电话问问。”

“可以吗？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陈队长，别这么说。终于有一位警官愿意为梅老师做点什么了，该说谢谢的是我。”向子龙诚恳地说道，“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们的调查结束后，能帮我复制一份那套照片吗？”

“没问题，我明天就洗一套寄给您。”

“十年生死两茫茫啊……”向子龙说道，“哦，对了，去她邻居那里也许能打听到些什么。”

“您有她当年的住址吗？”

“你知道衡山路上那个老洋房吧，离宝庆路不远，你去问问就知道了。现在那儿已经被改成一家饭店了。我去过一次，手上有一张他们的名片，”说着，向子龙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陈超，“喏，就这个，老洋房饭店。”

二十四

待陈超赶到衡山路，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他花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到此处的居委会。“真不容易。”他自语道。天气很冷，找到居委会起码意味着可以进屋暖和一下。

既然红色旗袍当年的穿着者身份已经确定，那么接下来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案件展开调查了。

单凭向子龙教授的一面之词恐怕不能断定梅老师没有其他追求者。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热年代，以梅老师的才华和美貌，应该也会有很多男人为她倾倒。

那位被称做“革命行动同志”的毛泽东思想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