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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做饭都在壕沟里，我的机器、胶片也都在壕沟里。我得回去取，正往回走着就听见“嗵！”声音不对了，赶快趴下，一个炮弹落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要是这个炮弹落在我身上，或是它爆炸，我都得死。可它没炸，我等了半天，它还不响，我就走了。

一个文艺工作者要在前方打仗，在农村干真不容易。

战地摄影队拍了很多东西，直到沙家店战斗以后。###陆定一找我，他让我在延安召集一些人，成立电影工学队，到东北去学习电影，而且跟东北电影制片厂要一批物资，如摄影机、照明灯光设备、录音设备等等，带回延安，为恢复延安电影制片厂做准备。

我就开始招兵买马，调了二十几个人，包括从晋绥调来的十几个文艺工作者。现在这些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了，如成荫、孙谦、刘西林、苏素云……有搞编剧的、摄影的、美工的、录音的，后来这批人都是人才。

这个任务我只完成了一半。我们到了石家庄以后，我夫人要生孩子，不能过封锁线。到东北要过几道封锁线，因此我留在了石家庄，电影工学队继续走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后来也没办成，这些人都留在了东北。

我在市委宣传部下属的石家庄电影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工作，我做主任，实际上在三个接受过来的电影院里当总经理。

石家庄是我们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当时中央很多重要会议都是在我那个电影院里开的。毛主席、朱总司令、总理都到我那个电影院来开过会，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在我那个电影院开的。

我的电影院既演电影又是中央大礼堂。所有的剧团每天早上都要到我的电影院集合，听我讲课。马戏团的、唱京戏的、唱山西梆子的、唱野梆子戏的都得来，我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什么都干。要解放平津了，给我一个任务：总结电影院的管理工作，准备接受全国的电影院。我写了一篇文章《要把劳动场所变成宣传党的政策的基地，展开正当的人民文化生活》奉命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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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擦汗，边硬拍下来的《中华女儿》（1）

到1949年我不安心了。

我看了东北电影厂的同志拍的《民主东北》，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桥》，我心里痒痒，我说：“哎呀，当初我们出来的一批人现在人家都干了电影了，我还在这里当经理，不行，我得找市委书记去。”

市长是柯庆施，市委书记是毛拓，毛拓是我年轻的时候在南方流浪时认识的，我说：“我不能老当电影院经理，我得搞创作。”

“好吧，那你走吧。”我走了。

打那以后，我就没改行了。开始我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来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又回北京电影制片厂，又回东北电影制片厂。就这么转，所以我这些年拍电影，每个厂都有，不是固定在一个厂的。

一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发生问题了。我到底搞什么？过去搞电影美工设计布景，还演过电影，我觉得最好的工作是摄影师。我非常想搞摄影，和袁牧之同志谈，我说：“我想搞摄影。”

他说：“不可以。”我说：“我是搞美术的，也会用电影机器，当过战地记者，我觉得拍故事片搞摄影最好。”他不同意，非让我做导演。好吧，那我就做导演工作吧。

我到东北以后拍的第一部戏是《熬盐》。孙谦写的剧本。我先带着演员下去生活，后来我找政府谈，发现《熬盐》有很大问题，首先在政策上有很大出入，不能拍，放弃了。

有个电影叫《中华女儿》，开始让一个同志拍，他不拍，领导让我拍。我一看我也有点想法。《中华女儿》原来叫“八女投江”，是写抗日联军的，八个女战士没法在伪满统治下生存，要抗日，参加了革命队伍，最后为了民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