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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立场反对他，他不同意，闹翻了，我也出走了，我不做他的儿子，和他决裂了。

谈起来这是一部小说，后来我父亲的结局很惨。我母亲也很善良，劝他说：“你把她请到咱们家也不要分大小，一齐生活，不要两个家，开销很大。”但那个女的不肯，她很简单，不管你怎么说，反正到你们家也是小的。最后她跑了，不辞而别。据说我父亲坐着火车全国到处找也找不到，回来变成神经病，后来死掉了。他是个很老实的人，要是像那个校长一样玩一玩就算了，可他是很认真的，真帮助她，真产生了感情，最后成了神经病，什么也不能看了，也不翻译了，也不写东西了。

我离开家跟他决裂以后，要念书，要生活，自己要奋斗。上学要交学费，住房要交房钱，吃饭、穿衣服都靠自己挣。我就画画，主要在王府井一带画。王府井有一个中原公司，现在是儿童商店，北京最大的一家，还有同陞和帽庄、盛锡福帽庄。这三家是挨着的，三家商店都是我画广告。我住在盛锡福帽庄，不交房钱，还可以拿到稿费。

这时候，我还搞业余戏剧工作，跟蓝马搞剧团。所以美术学校毕业以后，我又考进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舞美系，搞布景。这当中我在学校演了不少戏，还主演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演斯托门医生。

学校里好多戏的布景是我搞的，特别是曹禺的戏，曹禺自己导演的《日出》、《镀金》，还有余上沅导演的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我记得《日出》和《威尼斯商人》两部戏给了200块钱，那是我第一次拿设计费。那时候200块钱已经是很高了，很了不得了。四块钱可以吃一个月包饭，一菜一汤，一块多钱一袋洋面。我在学校是半职工半学生。考进剧专上学同样没钱吃饭，我就给学校刻钢板，学校的讲义都是我刻我印，学校每月给我四块钱，正好吃包饭，工作得很好。后来学校离不开我了，每月给我20元钱工资，白天上学，晚上工作，业余搞学校的各种工作。想想现在年轻人念书太幸福了。

与父亲决裂，闯荡人生（2）

在剧专我学习也很杂，我在美术学校学了两年西画，一年工艺美术，最后毕业是在雕塑系。所以我可以画油画，画水彩画，画图案。设计图案、封面我也可以搞，雕塑也可以搞。

中国第一个毛主席像章是我做的，现在在历史博物馆。那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做为延安“鲁艺”向主席团献礼，“七大”主席团每人一个，小圆的，是用锡铸的。

我学舞美，可是我又演戏，后来也搞导演。我这个人比较活跃。“七七”事变，要毕业了，学校留我做助教，我不肯，因为我早想上延安。1936年我就想到延安去，那时候红军刚到延安，史沫特莱在延安，我姐姐也在延安，她来信叫我上延安。可我没毕业，没拿到证书，所以没有去。

南京撤退前国立戏专迁往四川，我没有走。我到了汉口，又没钱了。到延安没有路费是不能去的，我暂时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被聘做美工师。

抗日战争以后，全国很多电影艺术家都集中在武汉，其中很多大师，蔡楚生、史东山、应云为、袁牧之、陈波儿都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很多剧校的同学也在那儿。我去的目的就是要挣点钱好走，要吃饭，要坐火车也要钱，订了半年合同。他们说：“从来订合同没有订半年的，都是五年，最少也是两年。”我说：“你不订就拉倒。”后来王瑞林找我谈：“你非要订半年就半年吧，艺术家嘛，反正也走不了。”果然我就呆了半年，每月拿薪水，有了钱了，1938年4月份就到了延安。

除去给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以外，我还演过几部戏，都不是主角。我演过史东山拍的《保卫我们的土地》、袁崇美导演的《热血忠魂》还有应云为导演的《八百壮士》。我在戏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