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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有一段时间一直跟着中央。中央的同志每天上班都是夜里，指挥全国战争，看电报，发稿子，看新闻。电报特别多，发报，收报，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9点钟，才出来散步、睡觉；到天黑了，吃过晚饭，又开始工作。

这个时期我拍了不少毛主席的相片。现在有一套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挂像，里头有一张是我拍的。头一张是斯诺拍的，毛主席戴着八角帽。有一张毛主席坐在窑洞前的椅子上，穿个破棉袄，看地图，背后有一个大水缸的，那是我拍的。

我有一个很破很破的莱斯卡机器，还有一个做了放大机。

我就住在主席隔壁的小屋。我正常工作。半夜我正在睡觉，警卫员来了，敲门叫我赶快起来，到主席那儿去。

主席了解情况。

说着说着吃饭了，主席说“吃饭，吃饭”。用一个小茶缸子，盛半缸子酒，主席说喝点酒吧。我说我不喝酒。

天亮的时候主席到山上散步。这个时候，我照相的机会就多了，“噼里啪啦”照个不停。我照相今天全是近景，明天全是中景，后天照全景。今天这一卷全是米的，明天退两步又照一卷，主席说照那么多干吗？我说我技术不好。

我在前方也拍了不少照片。打仗的时候，我跟着战斗。仗打完以后，打扫战场要开庆功会了，我就开照相展览会，照片都是放大的，标好标题，“劳动英雄？菖？菖？菖”，“战斗英雄？菖？菖？菖”。哪儿开大会，我就在哪儿展览。弄块大蓝布，把放大的八寸照片都粘上，写上标题，画两张画，写两个美术字。

枪林弹雨中的“流动摄影队”（2）

我那会儿冲相很简单。自己带着药，自己冲。白天照完了，晚上冲。用井里的水或者河里的水，舀点水一漂，药方子我也没有，全凭经验用手抓，医务室有酒精，用酒精搽，干得非常快。

我有一个暗房。暗房是一个小帐子，有我这个桌子这么大，黑布、红布两层布做的，上面有几个小棍子，戳着四个角，用绳子一拉，有四个钎子。帐篷上有三个带松紧带的窟窿，一个窟窿是伸头的，两个窟窿是伸手的。自己在外面弄个小板凳一坐，就在院子里，或者路上、街口，钉上小帐篷，屁股一坐，头伸进去，手在里面放大。

放大机是用一架破照相机改装的，那种敞开口拉皮口袋的照相机，一根竹竿埋在地下，当放大机的支柱，上面的皮口袋有一块透明的玻璃，正好在帐篷窟窿眼儿这儿，利用阳光的照射放大。阳光不足的时候，用一块小镜子挂在树干上反射到玻璃上。马上拍，马上冲，马上就放，放完之后就编。打起来就一个小包，背起来就走。

我经常这么活动，一个流动的摄影队，当时很起作用。只有我这么搞，没有第二个人。现在我的底片还很多，文化大革命毁坏了很多。我的底片太多了，一箱子一箱子的，朝鲜战场我也很多。在朝鲜战场我是战地记者。

在保卫延安当中，我参加了好多战役。我拿着摄影机、照相机，跟着战士们一块冲锋。

打榆林时包围敌人据点，我就在第一线。我要是抬起头来，就能看见对面士兵的钮扣。一不留神，你刚一抬脑袋，敌人机枪“得、得、得”就响了。当时在我身边有一个机枪手，因为他非常有战斗经验，我跟他一块儿。他说“照”。我就站起来照，他说“趴下”。我就趴下。他非常有经验，可是一个子弹打在他脑袋上，血流得满脸都红了，可我拍照就听他指挥。

有一次我跟着打榆林城墙，我们准备把榆林城墙打一个洞。爆破手把炸药放在一个棺材里面，运到城下，城墙一爆破就冲锋。我拿着机器跟着爆破组，在城墙底下。

那次我们围城围了几天。我们榆林战役没打好，两次打榆林都没打好。

爆破点的壕沟就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