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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做一些服装、道具的工作，别人演的时候我也做一些服装、道具的工作。别的同志有困难的时候，因为这些同志都比我大，有的都生孩子了，没有人管，那我就应该管，而且还管得挺认真的。虽然我胆子很小，那离礼堂很远，很空旷的就那么一间小房子，也很害怕，但自己就大着胆子，还挺勇敢地去承担这些工作。就是说这个思想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不分什么高低贵贱，也不分什么主要角色次要角色。

后来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了，可我还没太注意当时整个延安这个脱离实际的“提高”，我还并不太懂。后来才知道应该是：你们老演外国戏，你们也演一演中国的，也应该演一演中国的劳动英雄。这样我们也就懂得了也应该演中国的现实的东西。但那时也不是真正的明白。那时我们演的列宁、斯大林和苏联的工人等当时在延安还是很有影响的。我的丈夫田方在当时那个戏里演主角，是一个农民战士，从前线回来后是怎么想的，对土地的要求，同时对革命的不理解。他想见到列宁，可他已经和列宁说话了，他不知道这是列宁，当有人告诉他这是列宁，他简直是欣喜若狂的。就是他演这个主角。他领着群众和贵族斗争。我演他的妹妹。这是1914年。

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就感觉光演这个不行了，但是到底演什么呢？大家也还没有明确。只是在1942年的冬天，就是苏联红军斯大林格勒大反攻大胜利时，这个时候有一些从农村来的同学，就演秧歌了，那时我还没有看过闹秧歌，这一下子就都轰动起来了。王大化、李波一下子就红起来了，这就是“鲁艺家”的秧歌最受老乡的欢迎了，这就是新秧歌运动了。

当时我没演过，我就跟在后头学呀。由于我们是大城市里的学生，唱那个土味的不会唱，因此当然就没有我们的主角了。那个时候王大化其实也是洋学生，但是他就比较懂得导演、编剧的思想，他就和一些非常懂得民间艺术的同志搞了这些小节目。你像“跑旱船”啊，还有“小毛驴”等就很受群众欢迎。我们不演小节目的人好像没事了，就跟着举着大牌子，跟着扭这个大场子。刘炽跟那个严正就这么一个拿着个镰刀，一个拿着个斧头，那么唱着跳着，我们就跟着就这么扭着跑出一个场子。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意义，到哪都受欢迎，我们也挺高兴，从来也没有感到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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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主角、配角、跑场子（3）

那时有一个岁数大的同志就讲，于蓝你到底准备怎么办呢？我说什么怎么办？我不懂得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这老给人家跑龙套怎么行，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我说我没想那么多，那时就是这样。

后来延安又来了个抢救运动，李波同志是山西的嘛，山西不是有同志会嘛，都被审查了。也要审查我们，我们太小哇，张庚说她才十几岁呀参加革命，怎么会呀，不能审查他们，都审查还得了。我们就绕过了这一关。那么就让我来替李波唱这个《打花鼓》，我来替李波唱《兄妹开荒》，给毛主席演出那次就是我去的。实际上我真不行，那不晓得练了多少遍了，简直是很费劲地才完成这两个节目。

那时韩冰，就是现在在歌剧院的，她会唱京戏，她嗓子很好。我们要出去，那时不是只演那种小节目了，要有一些戏了。我是第一次下乡，她是主要的角色，我还是处于配角。我就只能演演《兄妹开荒》，还有这个《打花鼓》，唱得太多的、太复杂还是不行，所以就只能够是那样。我们演的都是唱得都不多，也还能应付的下来。也都是歌剧，那时《白毛女》要是没有《周子山》，那《白毛女》也是发展不出来了。他是先从两个人的这种小节目，然后过渡到小的独幕剧，然后过渡到五幕剧。我原来也到工厂去演出，演的是外国戏，还有拥抱的场面，工人说那是婊子，工人农民根本看不惯，就不喜欢。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