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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我说：“我算。”他说：“人不短了。”

我没算我。可这些人都哭怎么办呢？我就讲保尔，一讲保尔都安静了。车往医院送，几个厂长都坐着车来慰问。这个红十字车刚一开就掉进沟里了，司机也慌了，我一看，这个着急啊，车轮在那儿转，我急了说大家推车。厂长都跟着我推车，最后又从工厂调了一个大卡车，拿钢丝绳捆上才把车拉出来，把人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后，让我住院，我无论如何也不住，其他人都住院了。有一个同志头在小河里泡着，被人发现后拉出来了，不拉出来他就憋死了。

我坐着车回来了。回到宿舍我就不能动了，想站起来，站不起来，想抬手扶着，浑身没有知觉，但头脑清醒，就是动不了。大家把我抬下车，送到宿舍。据说我就疯了，得了神经病，我反反复复地说：“牺牲这个同志，我也有责任。”医务室的护士守了我一夜，给我打镇定针。

第二天非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的当天，我就召集摄制组开会。休息了两三天，我准备继续拍。

在这之前先开追悼会，张羽同志的夫人来了，她很年轻二十多岁，才生了孩子，孩子还不会说话。这个同志前几天还来了，现在她是我妹妹。我认了一个妹妹。本来这个孩子我想要，她不给我，是个儿子，现在天津工作得很好。后来她又结婚，我扮的主婚人。

开完追悼会接着拍，拍了一个月零11天，耽误了十天左右，拍完了，牺牲了一个同志。当时接了很多慰问信，全国发了消息。全国电影家协会、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厂都来慰问，创记录，任务基本还算按时完成了。

那时我有个外号叫“拼命三郎”。拍《中华女儿》的时候，用了三个月时间，“拼命三郎”的外号是香港的副导演给我起的。他从香港刚回国参加工作，不像咱们这么玩命。他说：“你简直是个拼命三郎，没见过。”从那时起，一叫叫了几十年，后来我索性刻了一个大图章：“拼命三郎”。我排戏是拼命。

我拍了《红旗谱》。我拍了这么多电影，这部电影的创作还在继续，有好多后悔的地方，特别是后半部，要是现在重拍，有好多地方我要改。

搞创作就是这样。除了我认为根本很糟糕的，虽然有生活，有很多成就，但也有很多败笔，很多有待提高的。我总那么想，怎么才能拍得更好。那天谈到最近拍的《边城》，有一个镜头，应该拿掉，可我总拿不掉。当中有一个镜头是爷爷已经死了，外孙女说：“我爷爷死了。”当爷爷跟外孙女告别时，观众会意识到他死了，结果留下一个爷爷很安详躺在床上的镜头，拿不下来了。我要求给我剪掉，谁也不给剪。

汽车撞火车的“拼命三郎”（3）

（陆华、凌丽　整理）

凌子风（1916—1999），原名凌风，北京人。著名电影导演。1933年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期间与蓝马等组织美美剧社，并加入左翼星球剧社、美术家大联盟。1935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舞台美术系。1937年8月在汉口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美工师兼做演员。1938年与张汀等组织抗日艺术队，11月到延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到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艺术活动，先后担任团委、编导委员长、歌剧组长以及边区戏剧协会的乡村艺术辅导、乡村艺术学校校长、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社长等职。1944年随“西战团”返回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做教员。1945年赴张家口，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任戏剧教员。1946年调延安电影制片厂。1947年任战地摄影队队长，参加了西北战役，后任西北电影工学队教学部部长，石家庄电影、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石家庄电影院经理，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