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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因为我所在的码头学校的校长被捕了。校长被捕的原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关系网产生了问题。而我的那个地方也曾经搞过油印，我房子的对面是个派出所。派出所大概注意到这里晚上总是搞得很晚。后来我生病住院时，派出所就派人到我住的那个地方翻箱倒柜地搜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干完工作后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什么东西也找不到。但学校这时告诉我，你出院以后那个地方不能再去了，让我住到学校的校总部去，同时让我担任校总部的教务主任。而这个主任我做了还不到两个月，刚筹备开学，那个校长就被抓走了，这个学校也办不下去了。所以我的身份出了问题。这时张庚、郭万仁他们都已经走了。荒煤当时也是我们派他去的，本来是派他去参加苏区的代表大会，因为路途不顺，要绕道走，最后还是因为交通被破坏了，原来的联系都不在了，没能进去，后来又回到武汉，我们原来派他去的目的也是要找到党的关系，可当时我们也是傻瓜，其实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党员。

后来领导我们的这个人也被捕了，他也是因为上海到武汉的这个交通被捕的。就这样，我们的内部的领导没有了，公开的职业也没有了，最后没办法，我只好写信给张庚，张庚说我知道你们的困难，要不你来上海吧。我想那也好，这样我就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跟剧联一谈，剧联认为我们以前的所有关系都已经断了，来上海总是能够找到工作做。这样在1933年的冬天，大概是10月底，我就开始需要在上海有个公开的工作或场所，所以我又决定考音专，三考，3次考音专的经历。我又开始了一边念书一边教书，在女子中学教音乐。更主要的是参加我们的剧联与凌晨乐小组的活动。

开始我们也试图在学校发展一些进步的青年，做一些什么活动，后来发现学校很紧，许多同学胆子也小，说点什么事都偷偷地不敢大点声说话，所以当时也就没有过多地开展校内的活动。学校外面呢，在电影方面聂耳组织了一个为电影配歌的组织。可电影录完音了，组织也就散了，所以一句话，当时我们没能干成什么太多的活动。后来一直等到聂耳要走了，他介绍我去找联华的合唱团，还可以用他们的合唱团，可结果我去了以后，他们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合唱团，是电影需要配音的时候，大家凑起来唱两天，录音完了，也就完了。所以我感到也不能靠他们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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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离开武汉，在上海开展音乐活动（2）

这时我们剧联音乐组的组长张明（后来是电影学院的院长）告诉我说沙梅到苏州来了，他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但你不要让他参加到组织里来。这样我找到沙梅，我们组织了一个合唱团，他说他的一个同乡有一个学校，我们可以利用学校的星期天去唱歌，利用教室他们可以不收钱。我们也就开始写些歌曲，组织人来唱，当时唱歌的人算了算两方面凑起来大概有十几个人。也有戏剧界的像崔嵬、丁里、塞克等人都来了，我们开始人少，先唱起来，因为是在法祖界，第二次他们来，就被发现了。这样我们就开始准备两套歌谱，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我们要唱的，就放在下面，一般他们来也是在教室外面看看，不进来，后来练了一段时间感到还是很不安全，又搬到一个电影公司的制品厂，这样你唱歌他不会太注意，电影公司是要练唱歌的，后来我们还吸收了一些电影明星。当时江青还参加了，还有不少演员参加，可后来发现也不行。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不少人说来就来，不来也就不来了，所以又搬家了，搬到闸北一个小学唱了好几次。

这个合唱团慢慢发展起来人就多了，有各方面的人参加，学校的音乐老师，演员、职工等。后来又搬到一个商场，这里有一个好处，他是公开出租，你出钱租那个地方，他也不管你是唱什么歌，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