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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也只有我一个，在音乐系学过一些。其他基本都是一些业余爱好音乐的青年。

李群：到了第四期，吕骥同志又回来了。

李焕之：为什么回来了？是冼星海有任务要他处理。他回来后就上《音乐概论》课，《新音乐运动史》课，而且上的时候一般都是上大课，不光是四期的学生听，音乐工作室的也来听。他还教我们作曲。

李群：我的习作他都给我改，教了不少课。

李焕之：先是冼星海教的。

李群：后来向隅同志可能都教过。

李焕之：刚才谈到42年，第五期，谈到吕骥同志从前方回来，又继续做系主任的工作，搞教学，办刊物。所以在1940年，冼星海走了以后，吕骥同志回来，工作仍旧在开展。那个时候办了好几个刊物，一个是《歌曲月刊》，《歌曲月刊》开始都是油印。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都是我在搞，从编辑到刻钢板，就是我一个人干。后来《歌曲月刊》就交给马可继续办，改成《歌曲半月刊》，后来又是《歌曲旬刊》。马可也是一样，编辑、刻钢板，都是他一个人搞。我呢，就搞《民族音乐》，一个期刊，双月刊。那个时候李元庆也在，所以我就跟李元庆两个人，担任这个《民族音乐》的编辑。那个时候也无所谓主编，编委。反正是我们两个人搞起来了。也没有什么编辑班子，当时从征稿，编辑，审稿，以及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差不多我们两个人分头干的。每一次从学校里跑到印刷厂走十几里地，都要通过飞机场。跑到清凉山，经常跑着去校对。

《民族音乐》这个刊物办了###期，那个时候工作好像都足够正规，音乐工作方面能够搞得有点规模。社会活动向隅同志做得多一些，比如搞音乐训练班，歌咏会这样的活动。还有一个民间音乐研究会，也是那两年开始搞的。1939年初成立，树连为正主席，罗椰波是副主席。我、王莘、铁铭分任研究、采集、出版工作。就一直不断地工作，收集资料，收集民歌，都是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这些同学只要出去工作，到农村也好，到哪也好，就有一个任务，就是收集民歌，收集完以后，就要交给民间音乐研究会。所以民间音乐研究会员当时印了一定的记录纸，都有民间音乐研究会这样的一个格式。

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4）

可能是到42年，41年就开始了，把收集来的许多民歌的稿子进行整理，分类。我们组织了一个编程小组，成员年轻有为，像杜矢甲呀，干学伟呀，把材料分类编一编。后来出了10种丛刊，有《秧歌集》，《器乐曲集》，《秧歌锣鼓点》，《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一集》，《郿雩道情集》等，都是油印的。编了民歌集数种，如《江浙民歌》，《秦腔音乐》，《绥远民歌》，《山西民歌》，出了好多集。

李群：秧歌运动以后，学习民间音乐就提得很重了。大家都很自觉，很有感情地投入这样的工作。

李焕之：座谈会开完以后，毛主席还到“鲁艺”去做一个报道，那是在5月30日。

李群：就在那个会上提出来，说让我们要走出“小鲁艺”，迈开双脚走到“大鲁艺”去。这话就是毛主席做报告讲的话。

李焕之：所以，从那以后就开始更加注重一些音乐群众活动。就是创作时，更加考虑群众能接受。42年7月，写了《七月里在边区》大合唱，然后接着42年底10月开始搞一些秧歌了。到1943年春天，秧歌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秧歌运动当时成为我们这个学院活动的一个中心任务。那个时候教学方式也改变了。因为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好多正规的课，也都不能够正常进行了。有很多的政治学习，占了一些时间。所以有些音乐活动就跟工作接不起来。每到一个什么节日，就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假如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