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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因为，”萨姆回答说，“我们的设备比较好，用于人员开支和购置器材的资金较多。不过你的问题，克林顿，恰好支持了我的论点：我国欢迎英国科学家就因为他们质量高。”

“在你看来，萨姆，”埃瑟里奇问道，“联系到我们这一行，目前科学研究的哪一个领域最重要？”

“无疑是遗传工程。”

“一点不错。”律师点点头，对回答感到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事实——你知道，我这样说话是因为我还有些科学知识——美国在遗传学这一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还将领先下去？”

萨姆忍不住想笑，但他没有笑。这一次，冒牌科学家可没让自己得到准确的消息。

“实际上，克林顿，”萨姆说，“这不是事实。早在一六五一年，英国的威廉·哈维就研究了小鸡在蛋内的发育过程，从而奠定了遗传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在英国，一九○八年就开始了生化遗传学的研究。在那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此外，有许多工作是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马勒博士在二十年代和以后做的。但最最辉煌的，有时被称为‘遗传学的爆炸’的成就，又出现在英国——一九五三年在剑桥大学，沃森和克里克两位博士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的分子构造，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说到这里，萨姆微笑了。“沃森博士凑巧是在美国出生的，这说明基础科学无国界。”

有几位董事轻声地笑了，埃瑟里奇居然在情在理地露出愧疚之色。他承认道，“就像我们律师常说的，有些问题恨不得自己当初没有提过。”然后，他毫不动摇地又说，“不管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美国的科学水平是举世无双的；而且，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力量摊得太开，摊到别的国家去设立机构，那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研究的质量。”

有人低声交谈表示同意，这时另一位董事欧文·诺顿用他的指关节在桌上响亮地叩了几声以引起注意。他马上达到了目的。

诺顿七十五、六岁，是个通讯联络王国（包括一个电视网）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威信很高，有权有势。一般人都认为，费尔丁·罗思有他这样的董事颇为走运。现在，既然大家都盯着他，他那又高又粗的嗓子就大声地讲起来。

“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我们是在讨论——或者说应该讨论——本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的重大难题。我们选举萨姆·霍索恩当总经理，是因为相信他能出主意、想办法，领导有方。而他提出的建议也体现了这三点。可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都被克林顿和其他人劝说得要把这建议否定掉。好吧，就我来说，我不愿意。”

欧文·诺顿瞟了埃瑟里奇一眼，他俩过去在董事会上就有冲突；接着他的声音变得有讽刺意味了。“我还认为，克林顿，收拾起你那套专向陪审团摇旗呐喊的幼稚论调吧，他们对情况的了解赶不上本董事会成员的。”

暂时没人吭声，萨姆·霍索恩此刻在想，外界人如果发现公司的董事会并不像许多人估计的那样，难得开一次高水准的会议，将感到多么惊奇。尽管有时也能作出有分量而明智的决定，但经常有多得叫人吃惊的低水准的争论和琐碎的吵闹。

“说到底，争那个有什么意思，”诺顿继续说，“谁的科学高明——英国的还是我们的？这并不重要。”

一位董事问，“那什么重要？”

萨顿用拳头敲敲桌子。“多样化！任何事业，包括我这一行，另有个与原来的完全分开并独立存在的‘思想库’往往很有好处。而使两者分开得最彻底的办法，可能就是让它们隔一个大洋。”

有人插话说，“这办法也将使花钱没个底了。”

辩论持续了近一小时，有更多的反对意见和其他想法提了出来。但有几位董事支持萨姆的建议，欧文·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