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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星冈还常常插手地方事务,武断乡曲,“声如洪钟,见者惮慑”。他自述道:“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催,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从这篇明显地带有美化痕迹的《大界墓表》看,从曾星冈的儿子曾竹亭后来担任湘乡全县团练总头目,“僻在穷乡,志在军国”的情况看,曾星冈、曾竹亭两代都是地方上的绅士。
曾国藩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冈、父亲曾竹亭的影响很深。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即使对妻子王氏也是如此。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对儿子曾竹亭尤其严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儿子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躇徐进,愉色如初”。曾星冈是这个封建家庭中威严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他对子孙们的严格与严厉,在另一方面却有助于子孙的成长。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然而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是起了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曾国藩对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三不信
◆原文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碓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侄于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颇能谨遵祖训父训,而不能不信药。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继志之一端也。以后当渐渐戒止。并函诫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绍述家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的祖父星冈公在世时,不信医药,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其远见卓识,坚决的意志,丝毫不加动摇,这确实是子孙所应当遵守的。近年来家中的兄弟子侄对于这三不信,都有相反的看法。我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较能遵守祖父和父亲的训诫,只是不能不信医药。从八年秋天起,我常常服鹿茸丸,这是我不能继承遗志的一个方面。以后应当慢慢戒除,并去函告诚各位弟弟,戒除信僧人巫师、地仙等方面的事,以承续我家传统。
※详解
从曾国藩关于“三不信”的论述来看,曾国藩有时确实迂得可以。不信医药在现在看来是愚味落后的表现。曾国藩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信医药,却又想努力把它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