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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它和民歌形式不同，它是那么一种感情。《南泥湾》它有民族的曲调，重要是的还有新的感情，特别是《兄妹开荒》，那完全是新的曲调，新的感情。你说它是眉户调也不是，你说它是新的歌曲也不完全是，它既是新的歌曲，又有眉户调，所以它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一种民族化、群众化的革命歌曲。这也是从音乐创作上面探索出来的一条道路。

创作，“有什么样的感情就用什么样的曲调”（2）

比方在抗战时期，我曾经写过《武装保卫山西》，当时我想到两个问题，第一是怎样使群众激昂的感情得到表达，第二是怎样运用一种民族的手法。因为词很长，也不是很规则，但是从音乐上按曲调发展法则组织起来，有的地方采取一种重要的办法，比如“拿起土枪、洋枪、大刀”等，三次重复，一般的歌曲则没有这样的重复，就是在戏里有这样的手法，但也不是常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是适合的，所以我用了这样一个方法。聂耳也这样用过，星海也用过。

另一个是写《抗大校歌》，我有一点感觉，《抗大校歌》唱歌的是红军战士和红军干部，所以胡耀邦同志讲，他们要唱歌，他们要抗战嘛！怎样表达他们的感情这是第一。当然这个词写得很好，形式也很完整，内容概括得很好。歌曲写出来以后，大家感到唱起来很能表现自己，表现红军的革命感情。但如果从创作方法来分析的话，那你会觉得很不……其实它虽然是一种完全新的方法，第二句重复第一句，第二句重复第一句，这是一个小段落，然后又转到一个新的曲调，又是重复了，然后又回到原来的主题。后来我写过适合青年人唱的，就不同了，更有青年人的朝气，也很受欢迎。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按照感情的需要来创造一个新的形式，这是我们在创作方面必须解决的问题。后来我也写了不少歌曲，如果说有一些歌曲写得不那么成功，主要是没有找到一个感情的准确表达方法，形式上也不符合感情发展的规律。在创作方面我就说这些吧。

（董馨　整理）

吕骥（1909—2002），原名吕展青，曾用笔名穆华、霍士奇、唯策等，湖南湘潭人。著名音乐家。少年时自学箫、笛、扬琴、琵琶等多种乐器。1930年、1931年、1934年先后三次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1932年在武汉参与创建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1933年参加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组织“业余合唱团”、“歌曲研究会”等，积极从事左翼音乐与救亡歌咏活动。1938年到延安，参与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并先后任音乐系主任、教务主任和副院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院长，兼东北音乐工作团团长。1949年当选为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并筹建中央音乐学院，后任该院副院长。1953年、1960年、1979年三次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1985年被选为名誉主席及国际音乐理事会名誉会员。吕骥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音乐创作，代表作有《自由神》、《新编“九一八”小调》、《中华民族不会亡》、《保卫马德里》、《武装保卫山西》、《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及大合唱《凤凰涅槃》等。在音乐评论方面，先后发表了《论国防音乐》、《新音乐的展望》、《伟大而贫弱的歌声》、《新情况、新问题》等针对整个音乐运动发展的重要文章。此外，他也重视中国民间和古代音乐的发掘和研究，撰写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略论七弦琴音乐》、《从原始社会到殷商的几种陶埙探索中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等理论文章。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文化部、中国音协、人民音乐出版社等单位组织全国力量投入对《琴曲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器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