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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意见，书记员埋头记录，一时不再愿意去瞧那个被告人席上的女人。他觉得很奇怪。从前看到那些在铁证面前依然不屈不饶为自己辩解的被告人，他都会对他们强烈的求生欲/望感到鄙夷。但此时此刻，见到一个已经放弃一切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他感到不习惯。他如鲠在喉。

公诉人针对辩护意见一一作出了答辩。无非是对眶额皮层功能障碍导致后天型反社会型人格这一说法的怀疑，并无新意。

“经过以上法庭辩论……”

“审判长。”喑哑的男声打断审判长的总结陈词，“我想最后再说几句。”

愣了片刻，书记员转头望向那个辩护人席上的男人。

“辩护人秦森，你作为辩护人，应该自觉遵守法庭的纪律。”思忖几秒，审判长决定允许，“但是法庭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最后一次发表你的意见。”

秦森颔首，郑重道谢，“谢谢。”

伸出手将乔茵面前的麦克风转向自己，他抬起眼帘，视线落往被告人席的方向，落在那个从始至终没有看过他一眼的女人身上。

“1998年7月29日晚上十一点，我回到我在纽约长岛的住处，发现我的妻子并没有在地下室等我。”他眼中映出她的侧影，每个字音中都带着浓厚的鼻音，“我检查一遍屋子，发现了Sanchez　Harris留下的信。鉴于他父亲生前的富有程度和影响力，我不得不相信一旦我向警方寻求帮助，Sanchez　Harris就会像信中所说一样，立刻杀害我的妻子和孩子。所以从那天开始，我独自调查，一直在试图找到他们。”顿了顿，他捏紧麦克风，目光仍未从她那里挪开，“Sanchez　Harris每个月都会寄给我录影带——通过无法追查的渠道。录影带的内容是他折磨我妻子的过程。我想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会愿意看那些录像带，更何况我是魏琳的丈夫。”

侧过脸环顾一眼旁听席，秦森记起那段他把自己关在租房里反复查看录影带的日子。他记得他拼尽全力集中精神，想要剔除他的个人情感。他记得他疯狂地摔砸家具，浑浑噩噩中绝望焦虑得不能自已。

“但是那些录像带是我唯一能掌握到的线索。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想从录像带里找到重要的破绽。我知道时间拖得越长，我的妻子和孩子就越危险。”他说，“后来根据录像带里的地下室格局、家具和各类工具的用材，我找到了X市。七千二百六十三平方公里，七百万人口。我告诉自己这对于全球来说已经是个很小的范围，只要再加把劲我就能找到他们。可是在那以后，我找不到任何能帮助我进一步缩小范围的线索。那段时间我每天反复看那些录像带，已经开始精神失常。

“直到1999年1月31日早上六点，我看到马路对面站着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她穿着单薄，蓬头垢面，看起来就像个乞丐。”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她那天的模样。他也记得他那时绝望而欣喜若狂的感觉。

“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好像触了电，一下子就清醒了。我冲过马路抱住她。因为我认得出来，她就是魏琳。”他听到了自己粗哑的嗓音，“当时她已经失去了孩子，全身都是伤，精神恍惚，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任何反应。安全起见，我把她送到我的朋友简从卿的医院，拜托他帮忙。简从卿在给魏琳做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她的头部有一个术后伤口。脑部CT显示，她的眶额皮层遭到了创伤，可能会影响部分情感功能。而人格测试的结果表明，魏琳已经有了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重新看向魏琳，秦森注视着她一动不动微垂的侧脸，还能记起她评价他不擅长讲故事时的笑容。他希望这不是他讲得最糟糕的一次。

“变态人格的脑起源——也就是眶额皮层功能障碍对变态人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