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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汪精衛巧妙地回答：「關於國民黨和黃埔軍校接受經費的問題，這要有書面材料才能成立。記者君請拿出真憑實據來證明關於接受蘇維埃資助的責難吧。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他不僅負有道義上的責任，而且還負有法律上的責任。」

末了，孫、汪通過進一步補充，也給自己留了後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個政黨或學校會反對接受別人的資助。因此，即使證明國民黨或上述學校從其他來源獲得財政支持，那在道義上也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為什麼記者君一定要對我們的動機提出異議呢？

後來指中國共產黨「是有國際的背景，挾有經濟的後援，有組織的指揮與訓練」的蔣介石，當初在這方面也有頗為精彩的論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東征大捷後，他在汕頭總指揮部宴請蘇俄顧問時講：「現在有人說，我們中國革命黨受俄國人的指揮，在他說話人的用意，以為這句話就是可以誣衊我們革命黨的一個最好的材料。我以為做這樣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19世紀以前知道國家主義的民族英雄而已，他並不明白現在是一個什麼時代。我們要曉得這種褊狹的思想，在數十年以前閉關時代來說，還可算是一個愛國的英雄，但是現在20世紀就不行了。因為現在中國問題，幾乎就是世界問題，若不具備世界眼光，閉了門來革命，不聯合世界革命黨，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那麼，革命成功的路徑，恰同南轅北轍，決無成功的希望。」

蔣介石也是頗善雄辯之人。

蘇聯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孫中山和蔣介石外，還大力援助北方的馮玉祥。

從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馮玉祥的國民軍得到了俄式步槍38828支，日式步槍17029支，德國子彈1200萬發，76毫米口徑步槍子彈4620萬發，大炮48門，山炮12門，手榴彈1萬多枚，附帶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以及大量藥品等。

1926年10月底，國民軍又從蘇聯得到3500支步槍，1150萬發子彈，3架飛機，4000把馬刀和10支火焰噴射器等。

此外，還派遣了相當數量的軍事顧問。馮玉祥回憶說，顧問組中「步騎炮工各項專門人才皆備」。蘇聯顧問幫助國民軍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廠，生產彈藥，培養技師；按照蘇俄的圖紙，還製造出第一批裝甲車。

1926年3月，馮玉祥下野後訪問蘇聯，又簽訂了約1100萬盧布的軍火貸款協議；並派烏斯曼諾夫（桑古爾斯基）為馮玉祥的軍事總顧問，幫助他指揮國民軍作戰。

所以當蔣、馮先後叛變革命，被解職通緝的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途經鄭州時，曾對馮玉祥感嘆曰：「蘇俄用了三千餘萬巨款，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國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見蘇俄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相形之下，蘇俄及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這一援助與國民黨比較起來，也謹慎得多了。

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之前，不管是南陳還是北李，經濟來源皆只有教書、編輯的薪水及寫文章的稿費。錢稍有富裕，也僅夠用於操辦一兩份刊物。對其他社會活動如開展學運、工運、兵運等，即使意義重大，也無力支持。

維經斯基等來華後，中國共產党進入籌建階段，社會工作急劇增加，不但黨員多數漸漸不能兼職教書、編輯、寫文章以獲取薪金，而且，僅創辦各種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種革命理論書籍，所需費用也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黨組織最先接受了維經斯基提供的經費援助。當時這種最初的援助帶有很大的臨時性質。19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