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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辜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我们吧！”她抽泣着，声音哽咽。一名法警过来将她按在座位上。 “凯梅斯女士，”法官冉娜·乌维勒正色道，“请你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然我将把你逐出本庭。你必须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遵守本庭的规章。所以请你听好了，如果再发生如此咆哮公堂的事件，你将会被驱逐出庭，而本案将在你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 从5月8日到12日，双方的收场白或总结性发言持续了整整一周。代表娴泰的麦可·哈迪在发言中重申了他的“替罪羊”理论，指责警方没有做彻底的调查，没有追查其他可能的作案人，特别是苏尔曼大厦的员工和科比基金会。科比基金会是伊琳·苏尔曼为纪念她的母亲而设立的，其宗旨是挽救和弘扬濒于绝迹的手工针线和刺绣艺术。伊琳·苏尔曼在其遗嘱中将她财产的大部分捐赠给该基金会。麦可还从被告方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警方在林肯轿车、1B房间和黑色提包里收集到的物证，“无非是些日常用品”。至于枪支，麦可说，在这个国家，携带枪支的人比比皆是，但你并不能因此就指控他们是杀人犯。“我相信，你们在思坦利·帕得逊的家里会看到更多的枪支。”麦可·哈迪最后提醒陪审团成员，不可让对伊琳·苏尔曼的同情左右了本案的裁决。 迈尔·沙其则侧重于质疑某些证人的可信度。他再次提到“筑室沙上”的比喻。最后委婉地为他的委托人肯尼讲了一句话：“请对这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公平一点。毕竟在他的生活中，他很难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由于娴泰不顾律师们的多次提议，一定要把肯尼与自己绑在一起作为“联合被告”受审，所以迈尔在发言中不便过多地指责娴泰，从而为肯尼争取较好的结果。 公诉方的两名女将，安娜·冬妮立和康妮·佛南达，利用这最后的机会重新浏览和回顾了所有的物证和证词，告诉陪审团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从这些如山的铁证中作出自己的裁决。最后，康妮复述了一遍警方和公诉方重组的案情经过：“他们扼住她的脖子，使她窒息而死。他们包裹好尸体，塞进林肯车的后厢，然后运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扔掉。他们夺走了如同她身体一部分的私人钥匙，洗劫了她的房间，抢走了她的个人物品。当娴泰和肯尼被捕时，这些属于伊琳·苏尔曼的东西就在他们身上，而几小时之前，有人还看见伊琳活着……不要因为没有尸体就让这两个被告溜之大吉逃之夭夭。正因为没人能找到被害者的尸骨，更说明了作案人的凶险狡诈诡计多端。对他们来讲，伊琳·苏尔曼不过是件东西，一个必须拔掉的眼中钉，一块必须搬掉的绊脚石。但是对她的朋友们而言，就在她失踪的前一天，7月4日晚上，伊琳·苏尔曼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5月15日，星期一，12名陪审员逐一经过被告席走进审议室，在他们的身后大门关上了。40分钟后，陪审长送出第一张给法官的条子，陪审团成员需要一张苏尔曼大厦一楼的平面图，以确定伊琳·苏尔曼的1A办公套房和肯尼租住的1B房间的相关位置。在以后的几天里，条子源源不断地送出。陪审团还索取了伪造的契约，笔记本，以及警方在苏尔曼大厦内拍摄的照片等等。在讨论窃听罪时，两名陪审员要求法庭证明娴泰和肯尼确实拥有窃听装置，而且那些窃听磁带确实存在，尽管在法庭上播放过某些段落。陪审员们承认，有的要求只是出于好奇，“一直听人说起，所以总想看看。”他们还多次要求冉娜·乌维勒法官向他们详细解释有关法律条款，或请法庭文书重念某段证词。 就肯尼到底算不算他母亲的受害者这个问题，陪审团作了长时间的讨论。“他这么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他有一个非常霸道的母亲。”但另一方面，尽管并非主谋，肯尼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位年轻的陪审员指出：“我和他同龄，我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毕竟不是孩子，应该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在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