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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里还多次让我先去调入方上班,可谨小慎微的我,面对江拖的刁难,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在江拖的重压下,就连有的学校邀请前去代课,自己也只得谢绝,生怕有所闪失,被江拖抓到把柄。
夏振川见堵不走我,则采取欺骗的手段对我说:“我若让你上班,对这些老师如何交待,以后我哪里还有面子,我要是承认了‘君子协议’,厂里能不会要我承担责任?要不你还是把编制挂走,我会去跟厂里说,把停薪留职费降到一半,我们两人再各负担一半,这样我们大家都无事。”
他还请了学校书记邓顺茹来作证,保证能够办成。
邓书记也当面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可以做见证人,如果再有反复,可以承担责任。”
我别无选择,也希望尽快能有出路,而且夏振川愿出一半“买路钱”,多少承担了一点责任,又有学校邓书记作证,就答应了下来。
夏振川约我隔两天来,他好去厂组织部落实。
我心里一阵轻松,学校老师们也都为我高兴。我马上赶到省农牧渔业厅汇报了情况,厅里表示,一旦办妥,这里即会启动。
如果真能够这样解决的话,农业厅的人事调动尚好办理,就不会有以后的诸多是非,我也不会到现在还为生活寻找工作而奔忙。
两天后,我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却不见夏振川的踪影。邓书记说他可能会在家里。
我到夏振川的家里去找,夏的儿子说他父亲到新淦去了(新淦是我省的一个县,这里可能是误听,因为我后来得知夏又分得了一套新住房,南昌话讲“新的”叫“新咯”)。
邓书记说:“那只有等他回来,情况如何我们再会通知你。”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邓书记,为了慎重起见,又留给了教务处的熊国清老师,请他向夏振川转告。
此后,夏振川并没有跟我联系,找他,又听说其被上官老师打断了肋骨,住院去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花言巧语原是假 无辜除名才为真
一九九五年五月,夏振川总算打了电话给我,但自食其言,仍然要我个人到厂组织部去交数千元钱。
我找到组织部,刘焕宇部长却一再表示没有讲要我交钱,要我找夏来。我便在组织部打电话给夏振川,请夏来一下,可是他仍不肯来。
刘焕宇说:“你还是先去找找学校,然后由学校再来找组织部,一级一级来,你就没有必要再找组织部了。”
我只得再一次找到夏振川,夏说:“刘部长虽然没有讲要你交钱,但我的理解是要交钱,原来的君子协议,我就是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那次所讲的把编制挂出之事,你几次没有找到我,就想要我去找你呀,你自己的事当然是只能你找我,现在厂里催我要报告,你说我应该怎样写?”
“对于这件事你是最清楚的,当然应该按照客观事实写咯。”我又重申了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往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要求。夏仍然要我回去等消息,情况如何到时候会通知我。我以后多次找他,又总被其敷衍。
这年我已经39岁,感到青春年华不再,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必须找一条出路。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来到了深圳。我每天早出晚归,饿了,就啃个馒头,从繁华的深南路到厂房林立的八卦岭工业区,从闻名的沙头角中英街到庄穆秀丽的南山蛇口,深圳的东南西北中,处处有我寻找工作的足迹。已经年龄偏大、中文大专学历偏低、又正处于调动障碍中的我,在饱受疲于奔命之苦后,终于无望而归。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老母不幸患肾功能衰竭住院,吊氧气一个钟头是10元,一个星期要做一到两次血液透析,做一次血透就要花费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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