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法国、沙特*和伊朗等国千差万别，但它们的外交政策中都渗透着一种明显的传教士精神。至于英国和美国，也许是由于国力异常强大，它们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意识才得以在全球事务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许永远都不会有这种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保持中国特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就实现了其历史性的目标。中国不需要向任何人输出任何东西，进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因此，当中国在*问题上的立场显得有些冷漠的时候，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或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奉行*裸的现实政治主张，而是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依据的不是抽象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按照一种作为指导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行事的。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3）

西方商人经常抱怨说，中国同行似乎不太尊重规则、法律和契约，他们的伦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事而异的；如果中国商人或官员认为法律是“一头笨驴”（借用一位英国人的说法），他们就会对其置之不理、予以变通或者干脆要求你另起炉灶。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中，对某种抽象观念敬若神明是不可思议的。对他们来说，社会关系和信任远比书面载明的义务重要。微软公司曾经长期无法促使中国政府贯彻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直到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关系，并明确表示愿意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提供帮助时才达到目的。一旦微软公司让中国政府确信其动机是好的，那些法律就开始得到贯彻执行了。很少有中国人真正内化了这样的观念：抽象的规则、法律和契约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重要，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和法律发展道路之曲折和复杂，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文化传统也影响着中国人对待谈判的态度。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指出：“中国人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气功’观念基础上的。‘气’是‘风水’的构成要素，也是人体内的基本成分，通过针灸或中药进行调理。这实际上是一种更广意义上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它把世界的结构视为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力，这些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不是通过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发挥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韦勒说道。这种思想有时过了头，甚至显得有点愚蠢。然而，当你与中国人谈论他们的思维方式时很快就会发现，像“气”这样的概念居于他们思想意识的核心地位，就像道德“造物主”和自由意志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位置一样。众所周知，外交政策受许许多多普世性力量的驱动，但基本的世界观无疑决定着人们认知、行为和反应的方式，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但是，文化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中国的过去及其内在独特性都是由它的现代史塑造的，即西方的冲击、共产主义对传统的塑造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仰危机，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其近年来使传统与现代性相调和的努力。当你与中国经济学家们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并不主张以儒家学说推动经济增长或遏制通货膨胀。中国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非常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西方式的。当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为所动，这一事实更多地体现了民族主义而非文化的影响。（请问：美国什么时候在外国的压力下改变过经济政策？）在许多领域里，中国人都实行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分析家也以“基督教儒家弟子”自居，意思是说他们并非福音主义的皈依者，而是具有西方思想观念的中国人，致力于使中国的政策体现更广大的目标和价值观。中国与其他所有非西方国家一样，为了在21世纪兴旺发达起来，将会酿造它自己的“文化鸡尾酒”，其中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