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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记得十几年前，这个毛头小伙子，一个忸怩的中学生，是怎样尴尬地闪在他父亲的身后，垂着眼皮，出现在他面前。那时，高歌显然被厂长办公室的声势和气派，以及进来出去请示报告的人员，那种规矩小心的态度给震慑住了。

高师傅是给于而龙开了多年小车的老司机，在办理完退休手续以后，照例，也是厂矿企业里一种传统，送他儿子进厂工作，接他的班，当世袭工人。

“厂长（其实于而龙早就是党委书记兼厂长了）！我把我那小子领来了，让你瞅瞅。”

“好啊！让我来过过目，是不是一匹好马驹？”于而龙离开了那至少有三平方米大的写字台——他弄不懂“专家”别尔乌津要这大写字台干什么？为他，厂里至今还有一间谁也打不来的弹子房，唉，黔之驴啊！——绕着走来向他们父子俩开玩笑地打招呼：

“挺不错的小伙子吗！怎么，会打篮球吗？”

高歌摇摇头。

“他就喜欢吹拉弹唱，没个正经出息。”

“好啊！厂里有个文艺宣传队，正缺人。这么说，你会唱两嗓子了。”

“是的是的，嫌原来名字俗气，自己跑到派出所改了，叫什么高歌。嘿，难听死了，一点都不顺口。”

“很不错嘛，高歌猛进。”

高歌不那么胆怯了，传闻中十分威严厉害的于而龙，连王爷坟石人石马都躲着他的厂长，倒并不那么可怕。相反，态度和蔼，言谈亲切，因此不再拘束和紧张，而是感到他父亲未免太过于谦恭地恳求，大有损于年轻人的体面和自尊。高师傅嗫嚅地说：“厂长，看我多年的面，把他收留下来吧，学什么手艺都可以，有碗饭吃就成啊！”

若干年后，高歌在重新描述这段往事时，十分痛心地说：“于而龙逼我父亲不得不奴颜婢膝地，跪在地下向他哀求，才许我进厂。他手里有什么，不就是权么？”于而龙无法辩白：“有什么办法，夫子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他当时就是那样看的吗！”

于而龙弄清父子俩的来意，便说：“是不是因为他年龄还不够呀？”

“按虚岁说够了，属狗的吗！厂长，可人事处讲”老高开车，是相当稳重的，不疾不徐，但涉及到儿子的就业问题，就有点手忙脚乱，沉不住气。

“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同意了。”

“他们说——”高师傅知道话一出口，厂长非火不可，可为了儿子，也就管不得许多。“人事处说最好找厂长批个条子，好有个书面依据。”

果然，于而龙炸庙了：“你去对那些文牍主义者讲，让繁琐哲学的等因奉此见鬼去吧！”

那时，厂党委书记还是相当威风的，他的话，无论对与错，扔在地下是有声的。

他望着年轻人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心里想：“要是在战争时代，像他这样的，早给他一支枪，让他上前线去了！”

高歌果然参加了文艺宣传队，晚会上有时还可以欣赏到他那嘹亮的歌喉。于而龙的音乐素质极差，只会哼几句石湖上的渔歌，所以对于高歌颤巍巍的洋嗓子，并不怎么喜欢，尤其拿腔作势的姿态，看来也不舒服。可是演出结束来到后台，也不得不敷衍几句，但是王纬宇却兴奋地拍着歌唱家的肩膀：“小高，唱得不错嘛，有前途，好好锻炼，我给你找一位名师指点指点，会成为一个介乎tanner和baritone之间的优秀歌手。”

混蛋，总是炫耀他的学问，于而龙心里骂着王纬宇，回到家，问他儿子：“我记得你曾经也想成为歌手的，成天抱着吉他，唱什么我的太阳、我的月亮，你跟我讲讲，什么叫坦闹儿？什么叫巴列东？”

于菱耸耸肩膀，回答不上来，那时候，他的兴致，早已不是声乐，那支夏威夷吉他像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