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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和海因斯、麦克伊钦一样，深感黑皮肤、骚女人和丑行的强大威力对他的威胁和侮辱，尽管这些东西只是作为虚构的事物存在于他的扭曲的想象中。当盖尔·海托华终于恍然大悟地看清闯入自己生活的一张张脸时，这些人在他眼里大都是简单而独特的一个个混合体，或与生有关，或与死有关。乔·克里斯马斯的脸则不同，一方面因为它不可思议地同珀西·格里姆的脸有点相似，另一方面因为它像是一个迷惘、矛盾、只求生存但死却已成定局的走投无路的孩子的脸。

福克纳没来得及把乔·克里斯马斯的故事写出来，或者说写进盖尔·海托华和莱娜·格鲁夫两人的故事里去，便因去弗吉尼亚和纽约旅行而中断，先是弗吉尼亚大学召开南方作家会议，邀请他参加。他本未犹豫不决，因为他不喜欢文人的集会和闲谈，再加埃斯特尔还患着贫血症，不适于旅行。他踌躇不决，直到哈尔·史密斯表示愿意承担旅费，并在弗吉尼亚接他，陪同前往纽约，他才接受邀请，于10

月22 日动身去夏洛茨维尔。

夏洛茨维尔会议的一大成功是确立福克纳嗜酒的名声。“比尔·福克纳来了，而且喝醉了，”舍伍德·安德森回忆道，“他不时露面，一下子就喝醉酒，随即又不见影踪。他逢人就讨酒喝，没人请他喝就自己买。”出席会议的人（包括埃伦·格拉斯哥、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唐纳德·戴维森、艾伦·泰特（4）　、舍伍德·安德森和其他30 来个次要人物）无不喜欢和文人交往，福克纳则不然。一方面因为和文人闲谈使他觉得学识贫乏而自惭，一听人提到他是个“自学成材的诗人”，便像普鲁斯特（5）　笔下的青年画家那样，老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从事文学生涯”。

而且，谈文学使他想到“文字愚蠢”，思想缺乏生气，从而危及对自己的工作的价值和信心。因此，当他和其他作家在一起时，他原先对生活和对事业的焦虑就会沉渣泛起，使他觉得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易受责难，险象环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反应就像一条乡下猎狗，主人走进杂货铺去买东西，它就蜷缩在大车底下。在紧张的举止、偷觑的目光和唐突的答话尚不足以使他感到自卫时，他便求助于所谓“酒有浇愁消虑的作用”。

文人闲谈的双重威胁不是唯一使他在夏洛茨维尔贪杯的原因。喝酒的欲望在他感到“内心翻腾不安”时，比感到自己陷入困境时更加强烈。有时，他把酒精等同于解脱、等同于小丑穿着灯笼裤趔趄的步态；有时则等同于逃避，等同于一层雾或者一个避风港，在那里，生活的种种声音遥远而不吓人。

在这以前，他苦干了几个月，写一则讲平静的生、可怕的死的故事，企图驾驭一次痛苦的回忆。在那段时间里，他严格控制饮酒。如今剩下他一个人，又远离家乡，他的自我控制崩溃了。好几次突然同素昧平生的人谈论他死去的孩子，好几次含沙射影地提到自己的报复；以前使他苦恼的失眠，如今严重到使他害怕天黑的地步。他喝得越多，吃得越少，身体越弱，平时闷声不响，偶尔变得粗暴无礼。有一次，才走进法明顿乡间俱乐部的圆厅，人们前来迎接时，便呕吐起来。这种丑态虽然以前也有过，但是福克纳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与会者中不乏知名作家，但是谁也比不上福克纳引人注目。一些故意装得冷淡《圣殿》的人读完了《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后瞠日结舌，只要福克纳不出席会议或招待会，大家就发觉少了他；他一出席，就“当然成为众目所视的焦点”，有一位记者就这样说过。

在纽约逗留的时间长一点，这种洋相出得更多些。以前去纽约时，福克纳大部分时间和密西西比的老乡，如斯塔克·扬和本·沃森，或者新奥尔良时期的朋友比尔·斯普拉特林和莱尔·萨克森在一起；如今他受到编辑、出版商的招待，被介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