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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广场或政治集会上流传的故事，感到放松的快乐。

头几个星期的生活模式持续了若干年。他出入牛津，出入不同的角色：一会儿是显赫的祖父和显赫的叔叔的不成器的亲戚，一会儿是油头粉面的公子哥儿，一会儿是不修边幅的落魄文人，但永远是“诗人”，永远是“酒鬼”。

看见他喝酒的人其实不多，但人人看见他一副酗酒的样子。他把喝酒的原因归诸失恋或者战争中受伤，小题大做。喝酒、蓄须，无非藉以说明，他个子虽未长高，人却已从孩子长成男子汉。喝酒更说明他有难言之隐，有迄今未能完全恢复的失意。

戴着斯通帮他扬名的“诗人”桂冠，福克纳继续读书、听人闲谈、绘画、写作。

虽然写作尚未成为生存目的，如日后那样成为“每天起床后有事可做”、使他从病态和恐惧中解脱出来的生活必需，但正在成为探索的重要形式，成为长期自学的新阶段。他后来把所有的小说都同自己挂上钩：“我是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同一则故事，这故事就是我和人世间。”战后几年，他用诗歌来表现对自我和人世间的关注。在菲尔的鼓励下，不仅读叶芝和其他现代派，还读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法国诗歌。边读边改写、翻译和创作。1919 年春和初夏，埃斯特尔归宁前，他越写越勤快，几个月里便写成一首八音节对句式长诗的好几稿，《大理石牧神》成为他的第一部著作，虽然直到1924年12 月才出版。第一首发表的诗篇《牧神午后》也是这几个月的产品，登在《新共和》杂志上。

事有凑巧，埃斯特尔归宁来牛津，正好分享他的成功。她从6　月住到9　月，探望娘家人，炫示她的头生女儿维多利亚。她丈夫留在檀香山没来，所以她可以同福克纳成小时地厮守在一起。福克纳虽然余恨未消，但仍然为她写作。他作诗的第一阶段正好同埃斯特尔1919 年的归宁相吻合，第二阶段创作了一些题为《春日憧憬》的诗歌，又同1921 年埃斯特尔第二次归宁相吻合。

第一次归宁离去时，他送她一册自己阅读用的斯温伯恩诗集，题辞缠绵悱恻，使她不得不撕去，才敢带回檀香山。第二次归宁离去时，他把自己的诗作装订成册相赠。

许多年后，福克纳改行写小说。菲尔·斯通说，“他最初未必想当诗人，倒是我要他当诗人。”斯通最赏识、施予最大影响的也的确是福克纳身上的诗人气质，并且完全可以保持福克纳对诗歌的专注。福克纳从事散文写作是从摆脱斯通的影响开始的。但是，他继续作诗是出于对自己同埃斯特尔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不是出于斯通的督促。他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为女人写作的男人。1925 年4　月终于改行写小说之际，他在《两面派》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写诗是“为了便于调情”，而且说女人最难防守这一着，因为她们不是“为艺术而对艺术感兴趣”，她们是“为人而对艺术”感兴趣。《古老而新生的诗篇：《朝圣之旅》作为早期成就的总结，价值不大，但至少有一点，足以说明福克纳对自己与埃斯特尔的关系的看法已经流于俗套。这一变化在1919 年的诗歌中早有流露。在《牧神午后》中，诗人踉在心上人身后，穿过“唱歌的树林”，赞美她“富有挑逗性的……双膝”，看她转身像跳舞，最后两人“手挽手散步”。虽然油然升起一股“莫名的愿望”，想去一个更深夜静而意兴正浓的中午之境，直到这股莫名的愿望消逝，才突然“传来一下犹如深沉的钟鸣，他俩翩然起舞。”在《大理石牧神》中，诗人表现了更大的不满。他是“一个梦的囚犯”，他歌唱、反抗命运的枷锁。按他的心愿，他一半是浪漫的恋人，一半是牧神的门生；实际上，他是一个迟迟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