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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除了穷以外，没有提他同新欢结合的阻碍。如果说因为迷恋这只花瓶而不能向埃斯特尔推心置腹，对埃斯特尔的责任感使他也不能向另外那个女人谈心事。

四面楚歌，没有人帮他驱除失望和疑虑，只好闷在肚子里，度日如年，有时唱些病态的歌曲，思忖着怎样死法好，会不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对一个朋友说：“人们最多把你放进一口松木箱子，过不了几天，你就被蛆虫果腹。也许有人会为你哭上一天两天，过后就忘记干净。”不久，他写起康普生家几个孩子的故事来了。把其中一则题为《夕阳下去啦》，取自W。C。汉迪的《圣路易勃鲁斯》（1）　的歌词。另一则题为《公道》。

二者都以童年回忆为依据，都写没有人或钱抚养、生活于黑暗不祥之中的儿童。

《公道》的结局写他们穿越“奇怪、朦胧而凶险的暮霭”。随着想象力的游戏，他清楚地看见童年结束，将懂事未懂事的时刻；这是他特别敏感的一个时期，如有些评论家所指出的，也是康普主故事的深刻共鸣和写作所证实的。《蚊群》中的费尔柴尔德说：“艺术提醒我们自己的青春，那个时期，生活不需要时时抬头，让你看它多美丽。”“它说走就走了”，福克纳后来在观察女儿成长时说。“完了她就要做女人了”。康普生家孩子在每个关键时刻看到自己不明白、感觉到自己表达不出的事情。在《公道》中，暮霭徐降，他们的天地隐去时，他们心头只有失落、困惑和优伤。

早春，福克纳着手写第三则有关康普生家的故事，题为《暮色》，企图拓展《夕阳下去啦》和《公道》中写到的康普生家。第三则故事完成时，变成了《喧哗与骚动》，是他的第一部伟大著作。福克纳自己说，人家采访时他会口没遮拦，有些事还喜欢说自己的坏话。但是谈到《喧哗与骚劝》时，却是30 年来从不改口。情绪的好坏和提供情况的多少难免不一样，但是无不证实这部（第四部）小说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牢固、在他经历中的地位之特殊。说话中涉及的一些事无不暗示他写作《喧哗与骚动》时，私生活和事业出现危机。

事业上的危机不言而喻：有作者对《坟墓里的旗帜》的期望在先，有利弗赖特的退稿的触发，更有福克纳本人的反应加深了危机。他越来越感到伤心和困惑，重又怀疑自己的天职。也许他知道，卖掉打字机、放弃天职之类的话不过说说而已。

但他显然相信可以改变自己的目标和期望，可以学会不抱成名成家的希望而活下去。

这几年来，他写作是为了出书。《军饷》出版后，动笔就想到利弗赖特；岂知他对自己的作品越是满意，出版商越不能接受。既然不愿意回头再写《军饷》那样少年气盛或者《蚊群》那样潇洒无聊的书，他只好放弃一部分梦想。”一天，我好像关上自己和所有出版商的地址、新书目录之间的闸门，对自己说，这下我可以写啦”，意思是说可以为自己而写作了，可以解放了，写时“不必拼命地赶，写好后不必觉得精疲力竭、如释重负或者不对口径”，他开始毫无计划地写作，甚至不把写成的文稿当作书来看待。“过去我只想到书、出版、成果……如今我对自己说，不必担心出版商是否喜欢了。”福克纳还有个人生活问题要对付，他守口如瓶。只对莫里斯·宽德罗提起过“因个人生活问题而造成的极度紧张”。虽然可能同埃斯特尔有关，同那只“美丽的花瓶”有关，但是肯定也同他的寂寞和失望有关，虽然始终没有明说。我们只知道问题越来越严重，同《喧哗与骚动》的写作关系密切。

至于此书的写作过程，我们只知道进行秘密、带给他巨大喜悦，完成了一部巨著。显然没有一个人（包括菲尔和埃斯特尔在内）知道，直到此书基本写成以后。

《喧哗与骚动》和《坟墓里的旗帜》一样，以杰弗逊郡为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