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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拜占廷史》，後者是由地形學（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統治家族譜諜學（拜占廷家族）兩部分構成的大部頭著作。但是，杜康最偉大的成就是他編纂的中世紀希臘語、拉丁語詞典。其中《希臘銘文注釋》[2]至今仍對拜占廷學者具有特殊的價值。目前，確實有其他字典可資使用，特別是索佛克利斯（eaphocles）的《辭海》[3]非常有用，但儘管如此，杜康的《希臘銘文注釋》仍以其廣泛參考原始資料和歷史注釋而一直成為研究拜占廷不可缺少的工具書。

杜康的工作由比其略微年輕的同時代學者所繼續，如奠定了科學研究原始文獻基礎的讓&iddot;馬比永（jean abillon，1632～1707年）和以《希臘古文書學》開創希臘古文書學的貝爾納&iddot;德&iddot;蒙特福松（bernard de ontfaun，1655～1741年）。在他們之後有撰寫《東方基督教》的多明我會士米歇爾&iddot;勒基安（ichel leien，1661～1733年），還有本篤會士、拉古薩人安塞爾莫&iddot;班杜利（anselo banduri，1670～1743年），他編輯的《東方帝國》包括了重要的地形學和考古學材料。

17世紀對拜占廷帝國的興趣產生了重要的成果，特別是在法國。但是，拜占廷研究在18世紀遭到了最嚴重的挫折。理性主義的啟蒙運動時代強調其&ldo;理性&rdo;、哲學思想和宗教懷疑論，輕蔑地看待整個中世紀史，對思想保守篤信宗教的拜占廷帝國特別蔑視，認為其歷史不過是&ldo;一堆毫無價值的巧言麗辭和幻象神跡的堆積&rdo;（伏爾泰語voltaire），是&ldo;連篇累牘的反叛、起義和陰謀詭計&rdo;（孟德斯鳩ontesieu），或者說的好些，是羅馬光榮歷史的悲劇性尾聲。因此，查理&iddot;勒伯（插rles lebeau）在其《拜占廷帝國史》（巴黎1757～1786年版）中寫到，拜占廷歷史只不過是羅馬帝國千年衰敗的歷史，而愛德華&iddot;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在其《羅馬帝國衰亡史》（倫敦1776～1788年版）中宣稱，他的作品就是一部描述&ldo;蠻族和宗教的勝利&rdo;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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