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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賠禮道歉，內容由本院審核；被告陽江市公安局江城區分局、陽江市司法局在本判決生效後十天內賠償20000元給原告曾傳耀、許秀英；被告陽江市公安局江城區分局、陽江市司法局對上述款項相互負連帶責任；本案受理費1500元由被告負擔。

老人氣呼呼地告訴我，就是這份與他的訴訟請求相差甚遠的判決書，他也是花費了很大週摺才好不容易得到的。當時，他又一次跑到江城法院索要判決書時，有關工作人員經請示領導後，才極不情願地拿了出來，但對方再三要求曾傳耀在判決書上籤上：&ldo;1999年10月簽收，被滿腔憤怒的老人斷然拒絕，隨後，他在上面鄭重地簽上了收到這份民事判決書的確切日期：1999年12月16日。

在冬日略帶寒意的海風吹拂下，老人本來就瘦弱的身子更顯得弱不禁風。拿著這份判決書，儘管一審法院已判決自己勝訴，但滿身滄桑的曾傳耀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他認為一審判決的賠償數額太低，有失公正；原判的2萬元數額尚未涉及到連帶賠償責任。1999年12月29日，他又憤然向陽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要求二審法院依法維護原告提出的賠償20萬元的訴訟請求。頗令人費解的是，2000年1月5日，被告之一的陽江司法局、陽江公證處、江城區公安分局和城東派出所亦不服一審判決，同時向陽江中級法院提出民事訴訟，要求撤消一審法院的錯誤判決。

曾的代理律師指出，一審法院原判的2萬元數額尚未涉及到連帶賠償責任。因為兩被上訴人均為國家行政機關，是地方執法部門，卻知法犯法。兩被上訴人的錯誤行為，不僅使兩上訴人身心遭受重大損失，更直接導致了其價值30餘萬元的房產遭受嚴重損失。作為兩被上訴人負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責任，應連帶賠償上訴人的有關損失。區區2萬元的判決，何以賠償上訴人所遭受重大的精神損失和房產損失呢？

2000年7月10日，我從京城又一次來到了陽江。這已是我第三次來陽江了。這時我正在由北京一家中央報紙做採訪部主任和首席記者，主持著一個法制專欄。雖身在北京，但我一直關注著曾傳耀的案情。

幾天前，當我得知曾傳耀的上訴案即將在陽江市中級人民公開開庭審理時，作為獨家披露此案並一直關注案情進展的記者，我對後面的結果極為關注。所以儘管路途遙遠，但我還是千里迢迢地從京城趕到陽江來。但大家都沒有想到的是，後面所出現的一切更對老人不利。

11日上午，這天地處南海邊緣的陽江狂風大作，烏雲密布，突降暴雨。我們在上午8時就趕到了陽江市中級法院第二審判庭，等候法院開庭審理此案。雖然大雨傾盆，法院旁聽席上仍擠滿了二三十名聽眾。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我決定先不向法院方公開自己的記者身份，只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參加旁聽。

雖然開庭通知書上說明在8時30分開庭，但直拖到9時20分才正式開庭。幾位法官面無表情地走了進來。我奇怪地發現，在這市中院的第二審判庭中，根本分不清哪是原告席，哪是被告席，因為那上面均無掛牌標明。負責本案的是一位表情嚴肅的青年法官和一位女書記員，兩位執法人員均沒有穿法官制服，加上裡面只不過是擺了一些陳舊的桌椅，又沒有任何標示，真難讓人相信這裡就是莊嚴的法庭。

在庭審中，陽江司法局和公證處的代理人所持理由基本與一審時一樣，再三強調一審法院審理程序錯誤、公證處不能成為本案被告，稱追加司法局為本案共同被告無法律依據。城東派出所和江城區公安分局的代理人則辯稱，派出所的證明雖然錯誤，但已及時更改，且出證明者並非派出所有關人員，使曾傳耀受到傷害及財產損失的應是陽東縣法院，所以把派出所作為原告是錯誤的，把派出所的上級領導單位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