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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之後，蔣介石便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托洛茨基嘲笑說，史達林講人們應利用中國資產階級，然後像對待一個擠乾的檸檬把它扔掉，幾天以後這個被擠乾的檸檬卻奪取了政權和軍隊。

對蔣介石的背叛，史達林極其憤怒。1927年5月在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起草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史達林斬釘截鐵地說：「現在是開始行動的時候了。必須懲辦那些壞蛋。如果國民黨人不學會做革命的雅各賓黨人，那麼他們是會被人民和革命所拋棄的。」

當時的情況的確尷尬。莫斯科正在籌備五一節遊行，剛剛製成一個蔣介石的大型模擬像；史達林也剛把一張親筆簽名的相片寄給蔣介石。

他方才明白，那些「壞蛋」實際並非想像的「革命的雅各賓黨人」。

托洛茨基對這一叛變卻異常冷靜。他只說了一句：「他們叛變的不是自己的階級，而是我們的幻想。」

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在蘇聯引起了激烈爭論。

曾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部主任的斯列帕克在國共合作初期，就深刻地指出先認為吳佩孚是個非常好的人，後認為蔣介石是革命的雅各賓黨人的危險，「不要使黨陷入一會兒向這位將軍點頭、一會兒向另一位將軍點頭的變化不定的窘境」，「即使國民黨目前確實是所有黨派中最優秀的，更接近於國民革命運動，但也決不意味著我們應當做它的尾巴」。

但史達林是不承認指導中國革命的方針有誤的。

1927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會上，史達林還說中共中央正確執行了國際的路線，大革命失敗後，他又立即指責中共中央違背國際指示，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1927年7月9日，在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以最嚴厲的口吻指責說：「我們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或者可以說，沒有實實在在的共產黨」，「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國民黨養活，享受著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但它沒有做任何工作」，這就是「共產國際的指示未能被執行的原因所在」。

史達林忘記了，1927年5月13日他還公開說：「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它。」5月30日，又對中共中央發出「緊急指示」（即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開始建立由共產黨員和工農組成的、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八個師或十個師」，「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來代替正在叛變的「現在的軍隊」，以懲辦蔣介石。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連建立一個師的實力也沒有。

史達林忘記了，當最初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裝的時候，他是如何不以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給了國民黨。

1926年「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後，陳獨秀曾經產生「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的想法。當時正好有一批蘇聯軍火到達廣州港，陳獨秀立即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的這批軍火勻出5000支槍武裝廣東農民，深得史達林信任的蘇聯顧問鮑羅廷不同意，認為中共應將所有力量用於擁護蔣介石，鞏固北伐計劃。

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暴動失敗，在華國際代表阿爾布列赫特向莫斯科報告，上海革命形勢「非常好」，「這場罷工也許是起義的信號」，但「沒有錢。急需錢。有5萬元就可以買到武器」，但莫斯科仍然用什麼也不提供的態度反對中國共產黨繼續舉行武裝暴動。

對於蔣介石的背叛，史達林比中國共產黨人還要準備不足。

1927年4月收到中共中央報告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消息後，史達林的第一個反應，是立即回電詢問蔣身邊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是否屬實」？是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