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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安德鲁斯也从旧金山赶来了,他到我下榻的旅馆客房里来跟我谈了一次话。他坐在靠窗的一张椅子里,从一板黄兮兮的烟丝饼上切下一小块来,放进嘴里,一开口就说据他判断,科林森是自杀的。
我坐在床沿上,点上了一支“法蒂玛”,对他的武断当即提出了反驳:
“他要是自愿跳下去的话,总不见得会把灌木丛也顺手给拔掉吧。”
“那他就是失足摔下去的,摸黑走那条路可危险了。”
“失足之说我已经否定了,”我说。“再说他事先又来了电报向我求救,而且他房间里还发现了那把开过的手枪。”
他从椅子里探出身来,两道目光锐利而精明,他是个律师在盘问证人呢。
“你认为这是嘉波莉所为?”
我可不想说得这么死。我就说:
“他是给谋害的。谋害他的就是……你记得吗,我两星期前不是还跟你说过,那套祸祟什么的浑话还没有彻底弄清楚呢,要彻底弄清楚,就非得把礼拜堂里的那个案子一查到底,搞个水落石出不可。”
“对,我哪能不记得呢,”他这句话倒也不完全是讥讽的意思。“你提出的看法,认为她父母的死跟她在霍尔东教会里遇到的祸事,其间是有联系的;不过据我记得,你也说不出这个联系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看法正因为有这么个缺陷,所以总让人觉得有点——比方说吧——有点像是放空炮,你说是不是呢?”
“是吗?她的父亲,后母,医生,还有丈夫,在两个月不到跳时间里一个个都丢了性命,她的保姆又因谋杀罪给关了起来,她最亲近的人都一网打尽了。这还不像是有计划、有安排的吗?再说,”——说到这里我对他冷冷一笑——“你能肯定这出戏就不会再演下去了吗?假如再演下去的话,她最亲近的人下一个不就要轮到你了吗?”
“岂有此理!”这一下他可大为火冒了。“她父母是怎么死的我们都很清楚,里斯医生是怎么死的我们也弄清楚了,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也是清楚的。我们知道,谋杀里斯医生一案的有关人犯如今都死的死了,关的关了,这个案是翻不了的。明明知道这几件命案彼此之间没有一点关系,却愣是要说有关系,那不是岂有此理吗!”
“你说都很清楚,其实一点也不清楚,”我也毫不松口。“清楚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还没有把这几件案子彼此之间的联系查清。出了这一连串的事,请问可有谁得到了好处呢——或者可以由此而得到好处呢?”
“据我所知,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
“假如她死了呢?遗产都归谁呢?”
“我不知道。在英国或者法国,大概总还有些远亲吧。”
“你倒看看,这些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嗓门也大了起来。“亏得还没有人来谋害她呢,给干掉的都只是她的亲友。”
那律师阴着脸儿提醒我说,别忘了我们连她的人影儿都还没有找到呢,说没有人来谋害她未免言之过早——谁保得定她不是已经让人给谋害了呢。他这话说得在理,我没法跟他争了。那克莱斯勒车撞上了桉树就再也开不动了,她此后的行踪至今还没有一点线索可寻呢。
我在他临走之前还是给了他一番忠告:
“不管你的看法如何,总之你犯不上去作无谓的冒险:记住,我说的有计划、有安排,不是不可能的,说不定下一个就要轮到你了。小心点儿,是不会有坏处的。”
他连谢也没谢我。相反倒是很不客气地奚落了我一句,说我大概认为他还应该雇个私家侦探来给他当保镖吧。
麦迪逊·安德鲁斯出了一个赏格:凡能提供线索,而使姑娘的下落得以查实者,酬谢千元。休伯特·科林森也添上了一千,并且加了一条:如能抓到杀害他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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