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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安德鲁斯也从旧金山赶来了，他到我下榻的旅馆客房里来跟我谈了一次话。他坐在靠窗的一张椅子里，从一板黄兮兮的烟丝饼上切下一小块来，放进嘴里，一开口就说据他判断，科林森是自杀的。

我坐在床沿上，点上了一支“法蒂玛”，对他的武断当即提出了反驳：

“他要是自愿跳下去的话，总不见得会把灌木丛也顺手给拔掉吧。”

“那他就是失足摔下去的，摸黑走那条路可危险了。”

“失足之说我已经否定了，”我说。“再说他事先又来了电报向我求救，而且他房间里还发现了那把开过的手枪。”

他从椅子里探出身来，两道目光锐利而精明，他是个律师在盘问证人呢。

“你认为这是嘉波莉所为？”

我可不想说得这么死。我就说：

“他是给谋害的。谋害他的就是……你记得吗，我两星期前不是还跟你说过，那套祸祟什么的浑话还没有彻底弄清楚呢，要彻底弄清楚，就非得把礼拜堂里的那个案子一查到底，搞个水落石出不可。”

“对，我哪能不记得呢，”他这句话倒也不完全是讥讽的意思。“你提出的看法，认为她父母的死跟她在霍尔东教会里遇到的祸事，其间是有联系的；不过据我记得，你也说不出这个联系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看法正因为有这么个缺陷，所以总让人觉得有点——比方说吧——有点像是放空炮，你说是不是呢？”

“是吗？她的父亲，后母，医生，还有丈夫，在两个月不到跳时间里一个个都丢了性命，她的保姆又因谋杀罪给关了起来，她最亲近的人都一网打尽了。这还不像是有计划、有安排的吗？再说，”——说到这里我对他冷冷一笑——“你能肯定这出戏就不会再演下去了吗？假如再演下去的话，她最亲近的人下一个不就要轮到你了吗？”

“岂有此理！”这一下他可大为火冒了。“她父母是怎么死的我们都很清楚，里斯医生是怎么死的我们也弄清楚了，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也是清楚的。我们知道，谋杀里斯医生一案的有关人犯如今都死的死了，关的关了，这个案是翻不了的。明明知道这几件命案彼此之间没有一点关系，却愣是要说有关系，那不是岂有此理吗！”

“你说都很清楚，其实一点也不清楚，”我也毫不松口。“清楚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还没有把这几件案子彼此之间的联系查清。出了这一连串的事，请问可有谁得到了好处呢——或者可以由此而得到好处呢？”

“据我所知，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

“假如她死了呢？遗产都归谁呢？”

“我不知道。在英国或者法国，大概总还有些远亲吧。”

“你倒看看，这些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嗓门也大了起来。“亏得还没有人来谋害她呢，给干掉的都只是她的亲友。”

那律师阴着脸儿提醒我说，别忘了我们连她的人影儿都还没有找到呢，说没有人来谋害她未免言之过早——谁保得定她不是已经让人给谋害了呢。他这话说得在理，我没法跟他争了。那克莱斯勒车撞上了桉树就再也开不动了，她此后的行踪至今还没有一点线索可寻呢。

我在他临走之前还是给了他一番忠告：

“不管你的看法如何，总之你犯不上去作无谓的冒险：记住，我说的有计划、有安排，不是不可能的，说不定下一个就要轮到你了。小心点儿，是不会有坏处的。”

他连谢也没谢我。相反倒是很不客气地奚落了我一句，说我大概认为他还应该雇个私家侦探来给他当保镖吧。

麦迪逊·安德鲁斯出了一个赏格：凡能提供线索，而使姑娘的下落得以查实者，酬谢千元。休伯特·科林森也添上了一千，并且加了一条：如能抓到杀害他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