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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
而“耻感文化”便不同,因为它需要有外人在场,需要外力的启动,这就给人留下了“脱耻”的暗道。其方法就是只要使自己的恶行不让人知道,或者是制止了别人的议论,便感觉不到那种耻辱之感了。
因此,有的人做下了恶事,有了恶行,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隐藏、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恶行。“脱耻”的一个方法便是不认事实,对做过的事情百般抵赖,赖掉以后便不以为耻。与德国人相比,在对待二战罪行上,日本人至今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更不为此而感到耻辱,也看不到他们诚心改过的态度。所用的法子就是抵赖、篡改历史,隐瞒历史真相,对别人举出的铁证视而不见。在“耻感文化”社会中历练得精熟之后,便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招术,主动地来打通和扩大“耻感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脱耻”的通道。因为,即使是惯常在“月黑风高夜”杀人越货的“黑老大”,只要他行事机密,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或者即使走漏了风声,也会运用强力“封了口”,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他也仍然可以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完人”。
在赵尚志头颅失踪多年以后,东城政雄老人勇敢地站出来,对着媒体说我有罪,并对过去的行为忏悔,这在日本是多么的不易。由“七士之碑”,我还想到一个普通士兵身后立碑的故事,以此来证明东城政雄先生的良知。
在距离东京大约两百公里的埼玉县的一块私人墓地里,静静地竖立着一块墓碑,碑体呈长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译如下:
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八个月,其中十年在中国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行为,表示深深歉意。
这块碑的碑主叫大泽雄吉。在中国作战期间,他到底做了哪些让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战后,大泽退伍回到故乡以经商为生。他女儿绫子回忆说,大泽常常吐露对天皇、对战争的厌恶,而且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绫子多次追问他在中国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辞。绫子知道的惟一细节是,大泽所在的部队曾经抓来一个中国少年做杂活,一天,这个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说是自己干活时不小心误伤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泽的上司看出破绽,命大泽杀掉这个少年。大泽了解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亲必死无疑;如果逃走,被抓回来肯定会被枪毙。万般无奈,少年才想出这个方法。大泽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给他说情。但是,这个少年最终的命运如何,大泽还是没有告诉女儿。大泽临终时,拿出一纸写好的碑文交给病床前的绫子,要女儿一定为他竖立这个墓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绫子为了解父亲在中国战场上的表现,四处寻访他的战友,但是,找到的人要么说些当时的生活小事,要么就说当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就这样,大泽的战争经历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谜底随着他的死去而永远被尘封在地下。但是,从大泽留下的这个碑,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清晰的,这是一个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的象征。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带血的头颅(11)
虽然有了遗嘱,谢罪碑的建造并非一帆风顺,大泽死后,绫子的哥哥继承了家业,他坚决反对建造谢罪碑。为此,绫子向同样收到父亲遗嘱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样当过宪兵的伯父也说,竖了这样的碑,会被乡邻误以为死者干了多少天大的坏事,这种辱没门风的事情不能干。结果一直到大泽死后十二年,绫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绫子的外甥继承了家业,大泽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大泽立起的是石碑,东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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