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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现在有6000多居民，在过去的冬天，因为这里的山大坡陡，所以常常发生雪崩，现在在陡坡的地方做了一些防护措施——起防护作用的护栏，雪崩的现象不再发生了，这里也因此成了开会的盛地，许多国家元首、皇室成员、跨国公司的CEO，以及各行各业的明星每年冬天都汇集到这里。

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除了瑞士军刀和瑞士巧克力之外，就算是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了。

正是开会的季节，这里住满了各国政要、CEO、明星、诗人、作家等等，我们只能住在山脚下一个叫卡莱斯的村子里的一个小饭店里，饭店很小，我们住的房间也很小，除了一张床，我们的两个箱子放进去之后，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好在每天都在紧张地开会，早起晚归，回到饭店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倒头就睡了，房子小一些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上网很不方便。

卡莱斯离达沃斯还有18公里的路，每天都要经过好几道严格的检查才能进入会场。第一天，我在主会场遇到了张永和，我们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们坐到了一起参加会议。会议开始之前，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他说，发生了一次车祸，撞断了三根肋骨，其中一根肋骨插到肺里，把身体撞了个稀里哗啦。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任教之后，张永和似乎变得更沉默了。

开完这个会，我对张永和说：“下一个会是曾培炎的演讲，我们坐在前面去吧。”张永和问我曾培炎是谁，我说：“他是中国的副总理。”张永和说：“哦，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我们一起坐在了前面。

曾培炎的讲演有讲稿，讲完后，我们旁边的外国人说：“讲得好，中国领导人的态度，讲话的语气都很谦和、很诚恳。”我当时忙着照相，没有注意听具体的内容，出门时发现在门口的桌子上，曾培炎副总理讲话的中英文稿都整齐地摆放在那里，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其他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于是我拿了一本带回来了。

曾培炎副总理的讲话，主要是根据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而讲的，讲的都是关于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事情，都在往前看。而上一次德国总理默克尔讲的内容却总是离不开东西柏林的合并，柏林墙的倒塌，讲的都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事情，这与中国往前看、求发展的角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会议上每人发了一张图表，这张图表上面的数字是从1820年以来，中国、日本、印度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我看到在1820年时，中国在世界GDP中占了三分之一的比重，可是到了1973年，只有5％了。中国未来的目标，如果GDP能恢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占世界的水平，中国就富强了，中国人民也就富裕了。

我在想，19世纪的欧洲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可以从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看到法国当时的经济情景，穷人从贫困走向绝望，从绝望走向犯罪的道路。《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为了偷一个面包，又多次越狱，被判了19年的苦役。而今天的法国，面包好像不要钱似的，变得不再值钱了。

我记得去年夏天，我和张欣带着两个小孩在巴黎，当时，两个小孩看到马路上一辆装可口可乐的车上有一只猫，于是就对着那只猫指指划划的。那个装卸工听不懂中文，以为两个小孩想要可口可乐喝，马上给他们每人送了一罐。张欣还对小孩说：可乐太甜，少喝点，别把牙喝坏了。

这就是今天的法国，而这个国家就是100年前“悲惨世界”发生的国家。

评论///

林夕

///　2006/01/30　///　15：43：24

“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除了瑞士军刀和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