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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過去了，知識青年這個字眼，在飛速發展的現實生活中，已經讓人感到陳舊和麻木。

記得是八十年代的中後期了，我正在讀長篇小說《愛的變奏》的校樣，這是我的第五本和知青有關的長篇小說。一位相熟的朋友來訪，聽說又是一本和知青有關的書，他忍不住說：你就不能寫寫別的嗎？

我說是啊，我在鄉下整整呆了十年，現在寫出了五本長篇小說，我也對得起那段生活了。這本書出版以後，我想考慮寫一點別的了。

但是，當年知識青年的命運，總是牽扯著我的心。也可能正是因為我一本一本地寫了些和知青有關的書，有些人也總是願意來找我，把他們生活中真實的經歷告訴我。

那是1985年夏天，有兩個山鄉里的中年婦女找到省城貴陽來。她們簡樸得幾近寒傖的衣著、她們拘謹的神態、她們的言談舉止，幾乎完全是一副世代居住在山寨中的農婦模樣了。不是她們開口講上海話，很難相信她們曾經是上海知青。她們到省城來是為求一個工作，是來訴苦的。知識青年由城市到達鄉村時，從來都是聽農民們憶苦思甜、講述舊社會的苦難、虔誠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曾幾何時，她們自己卻向人們訴起苦來。日子，對她們來說實在是過得太艱難了。是生活，逼著她們走到今天這一步來的呀：她們全是當年嫁給村寨農民的知識青年，其中一位還是優秀知青，她當年開創一代新風，同山鄉農民結婚連同接受再教育的事跡，曾經在《下鄉上山》刊物上登載過。這本刊物是免費發放的，我清楚地記得，這本刊物傳到我們集體戶時，大家對她的事跡還足足議論了半天。現在這兩個當年與山鄉農民相結合的典型，一個死了丈夫，拖著三個娃崽；一個丈夫雖還健在，但拖拉著兩個娃娃，身處窮鄉僻壤，日子也難過。她們來到省城，只是希圖通過一定的渠道，為她們呼籲一下，在當地求得一個工作。

由於省里領導同志的關注和干預，這兩位上海女知青在幾個月以後，終於在偏遠小縣城的一家工廠里落實了工作，算是得到了歸宿。但是她們的形象和經歷，久久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時常想，其他知識青年呢，有沒有落到生活的底層而無人問津的呢？

回上海探親時，有人指著某個女子的背影告訴我，她也曾是知青，當年下嫁了當地人，掙扎著回到上海老家，棲居在住房緊張的娘家，沒一份像樣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和孩子，戶口進不了上海。她在上海呢，生活不檢點。

在我插隊的那個縣裡，還流傳著這麼一個故事：兩個知青在山鄉里萌生感情，生下了一個小孩，考慮到有了未婚生孩子，以後永遠也不能抽調；再說，孩子一生下來，就面臨著營養及生計，根本養不活。有好心人出面，介紹了省城裡一對結婚多年不曾生育的夫婦，收養了這個孩子。而這一對知青，回到上海以後，卻又各奔東西，並沒結成夫妻。

一次去昆明出差，我又聽說了這麼一件事：在西雙版納的一條街子上，有位從北京來旅遊的中年女子，始終在屋檐下徘徊，嘴裡喃喃自語著失悔和懊惱一類的話語。原來這女子是當初來版納的北京知青，回城時離了婚，遺下一個孩子給自己的前夫撫養。她走得很輕鬆，回歸北京之後落實了工作且很快有了新家。世間的事情有時經常陰差陽錯，二度婚姻之後她再沒生育。隨著時間的流逝她越來越思念遺留在西雙版納和前夫生的兒子。終於她徵得現今丈夫的同意，趕到版納找兒子。她記得版納的山，版納的水，版納的道路，她恰恰忘記了這裡的農民世代都有遷居的習俗，她照著知青歲月記憶中的地址尋去，再沒找到她渴念的兒子。於是乎她便有些失態地踟躇在趕場的街子上，逢到人詢問，便講她那失悔的心情和頗為曲折的經歷……

這件事傳到我耳里已經多人轉述，但聽來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