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1/4 页)

为了应付这种大发展的局面，中共中央成立了农###动委员会，毛泽东奉命出任农委书记。但是，正当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开展工作之际，却出现了意外。当年12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了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的由右向左。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在会上仍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主张，因此与陈独秀发生了争论。会后，毛泽东亲自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动。他仍然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踏上仆仆征途。每到一处就调查一处，共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多公里。他那篇著名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和革命家热烈情怀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就随之产生了。这是对反动派猖狂气焰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沉重打击。4月末，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为应付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的危急形势而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迅猛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提案，但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根本没有引起大会注意。因为当时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陈独秀已经形成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一个悲剧。从以上毛泽东从事农###动以及对农###动的理解来看，他不久后踏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完全不是偶然的。　。。

大智篇（4）

其次，从思维方法上来看，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往往从现成的概念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实际出发。他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是长时间对农村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他身上不仅富有革命理想，而且有一种不畏艰苦、不怕危险、勇往直前的实践精神。如果与王明相比，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的典型。例如毛泽东号召“上山”，绝不仅仅是要别人上山，而是自己首先带头上山；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不仅仅是要别人去暴动，而是自己首先拿起枪杆子去打仗。用不着说，在他走的这条路上是充满着风险的。但是他怀着满腔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其乐无穷”的壮志豪情去干了。与毛泽东相反，王明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也许，他也要革命，也不是没有理想和热情，仅记住马列著作上几句条文就够了。认为靠着“本本”和上面的指示就可以指挥一切。他本来也有接触生活的机会，但是他不愿去。例如1929年4月，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中央就分配他到苏区去工作，但他赖在上海不走。而中央这个决定并没有撤销，1930年底，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仍坚持要王明执行中央的决定，王明还是不去。直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决定全部迁入苏区时，王明宁愿跟随米夫到莫斯科，也不愿到中央苏区来。人既是这样的不同，难怪在思想上也毫无共同之处了。如果按照王明的思想方法和做法，那是一辈子也找不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的。

其三，我们看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正确路线所以能坚持下来，同毛泽东的那种顶逆风战恶浪的异乎寻常的坚忍品质不是没有关联的。熟悉党史的同志都知道，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新道路的实践，是遭到重重阻挠的。可以说，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直到这块根据地的丧失，始终存在着“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的冲突。1929年和1930年的两年间，江西根据地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事实本身早已经说明了问题，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鼓吹“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斥之为“农民观点”，“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命令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和九江。毛泽东以合理的巧妙的方法进行了抵制，才使红军避免了损失。1931年1月